盘点世界各国“国安会” 成大国“标配” （2）

　职责 日本“国安会”关注中国

既然“国安会”是一个超越部门界限的机构，就要求一个最高级别的领导来统筹，因此各国“国安会”的最高领导几乎都是国家或政府的“一把手”。

比如，美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国安会”主席是总统，印度的“国安会”主席是总理，英国的“国安会”主席是首相，德国的联邦安全理事会主席是总理。俄罗斯方面，关于安全的最高决策机构是1992年成立的联邦安全会议，也是俄罗斯总统任会议主席，安全会议秘书长直接服从总统命令。

但在不同的国家，“国安会”的权力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协调或咨询机构，有的则是决策机构。

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利益，制定保障俄联邦安全的主要战略方针，并向总统提出建议。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功能是制定国家的安全构想。但在俄罗斯的体制下，安全会议总的来说是处于协调者的身份，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

在以色列，“国安会”则是总理的咨询机构。但在伊朗、沙特等国，“国安会”则是国防与安全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行使国防与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权。

因为各国情况不同，“国安会”负责的具体领域也有差别。在印度，维护经济领域安全是“国安会”的重点任务。印度一直将主权与领土完整、外交独立自主以及稳定的经济秩序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1998年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其重点是经济安全、核安全和印度洋安全。

英国2010年成立了“国安会”，讨论和解决英国面临的一系列威胁，包括水资源和能源短缺、网络恐怖活动和自然灾害等。

日本从2006年就开始研究组建日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有可能在本年末或次年初成立。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讨论的议题是日本的对华政策、能源安全和联合国改革等。

而在德国，联邦安全理事会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讨论德国武器出口政策。

运行 依赖军方情报部门配合

虽然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成立了“国安会”，但“国安会”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以色列成立“国安会”当年，内塔尼亚胡就在竞选中失败，没能连任总理，此后的历任总理对“国安会”并不重视，导致其地位非常尴尬。2010年，以色列军方拦截了一支驶向巴勒斯坦加沙救援船队，强行登船后立即开火，造成至少19人死亡。这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各国纷纷谴责，对于以色列外交而言不啻于一场灾难。后来以色列军方反思自己“掌握了错误的情报”，采取了“错误的行动。”

以色列安全专家阿莫斯·哈雷尔表示，这一事件表明，以色列的军方和安全官员并没有与“国安会”进行良好的合作。“国安会”发挥作用，依赖于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合作，但后两者显然并没有充分配合。

2009年内塔尼亚胡重新出任总理，“国安会”也再次受到重视，但其在以色列决策体制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固定下来。哈雷尔指出，以色列“国安会”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与总理的重视程度有关。而且，以色列各个机构之间对国安会的看法也不同，“当‘国安会’领导搬进总理办公室大楼，与总理办公室相邻时，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和总理的军方秘书长都非常不高兴。”

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杨成认为，联邦安全会议从成立到现在，其发挥作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和谁来担任安全会议秘书有关。杨成指出，俄罗斯是超级总统制，外交国防权限都在总统。如果安全会议秘书的个人政治影响力很大，和总统的关系很好，那么安全会议的作用就会强。普京的好友、曾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在出任安全会议秘书之时，安全会议的影响力很大，并提出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想。

但如果是知识官僚来担任安全会议秘书，就有了一种“荣退”的性质，就会造成安全会议的影响力弱化。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在南奥赛梯发动了战争，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下令俄军对格鲁吉亚开战之后的第二天，才召开了联邦安全会议。

对此，拉赫曼认为，“国安会”的结构要能发挥作用，那么国家安全顾问必须有能力、有权力去协调军事、情报、外交等部门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整合，统一成一套连贯的政策，上报给总统或者总理作为建议。而国家安全顾问与其他的“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是一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