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2）

中国制造的劳动力可以接受极低劳动力价格，并不是说一定要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价格压在低水平上，而是说，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制造业的劳动力价值可以保持在相当有竞争力的位置。当中国制造缺少国际竞争力时，劳动力价格可以再低一点，当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时，劳动力价格再高一点，这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非计划或人为决定。

相对于全家进城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还具有消费低的优势。一般来讲，超过50岁的人在城市就业机会大为减少，从事农业则是正好。50~70岁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黄金年龄段。因此，全家进城后，农民家庭就会缺少来自农业的这笔收入。同时，城市生活相对农村生活要昂贵得多。老年父母在家务农，年幼孙子与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开支极低，消费很少，可以与自然亲密接触。农村家中不仅有自家住房院落，可以自种瓜果蔬菜养鸡养猪，而且是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心理上有安全感，生活和生产中容易得到邻里亲友的互助，对收入比较少的老年人，这样的生活显然比城市贫民窟要好得多。也是这个意义上讲，老年人在家务农是比较人性的生活。

三、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及其再生产性，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与西方预言中国崩溃相反，中国一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及其再生产性。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都不可能不遇到经济、金融、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危机，这种危机大多发生在高度发展的城市及其结构中。一旦城市结构发生危机，这个国家有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化能否完成的关键。中国城市发生危机，如果农村这个重心仍然稳定，则中国式危机就表现为城市及其部门愰几愰，然后在稳定重心的作用下，很快就稳定下来。中国农村相当稳定的且为城市农民工提供支持的规模巨大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重心所在，是中国面对几乎任何复杂情况都不崩溃的关键之一。

当前中国有大约7亿仍在农村生活的人口，有大约2亿进城务工经商人口，这些进城务工经商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且正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都没有断绝与农村联系。与农村保持联系的进城农民工，加上留守在村农民，共有大约9亿人口，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占到14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只要目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留守在村的农民就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且他们可以为进城失败农民工提供返乡的顺利通道。

中国一旦面临危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21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就业，这部分农民工就可以返回家乡。因为家乡有务农收入，返乡农民工正好借此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在农村家乡休养一段时间，几个月？一年？抑或两年？都没有问题。所以，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强有力的应对失业危机的能力。不要说2100万农民工失去城市就业，就是5000万甚至更多，也不是太大问题。这个意义上，每次经济下滑时，经济学家都以就业来说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就不稳定，这实在是错误的判断。

此外，或更重要的是，因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的再生产性，使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并不强留在城市，相对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进城农民，中国农民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还可以返回家乡从事农业。所谓权利，首先是选择权，保留农民进城还是返乡的选择权利，是给农民最基本的人权。因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选择返乡，所以当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生存下来时，他们就会选择返回家乡。因此之故，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没有大规模贫民窟，且进城农民工可以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时返回家乡，经济危机就不大可能转化为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中国就具有应对各种危机乃至重大决策失误的条件。未来30年将是中国能否顺利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关键30年，这30年，若中国式小农经济制度仍能保持稳定，就为中国整个发展的稳定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基础结构。这真是中国之大幸。

小结一下，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发展中保持稳定，中国式小农经济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农民家庭的农业收入为九亿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工）提供的基本生存保障，这使得中国社会重心稳定。重心稳，所以中国稳；二是进城务工农民工在面临失业时，可以选择返回农村，从而为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提供缓冲；三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乡。农民可以返乡是中国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关键。没有大规模贫民窟就极大地降低了由经济金融危机向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转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