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理论的发展与评析

1946年，耶鲁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伯纳德·布罗迪等人出版了《绝对武器：原子能与世界秩序》一书，以预言家的眼光捕捉到了核武器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划时代的影响，并提出了威慑理论的基本思想。此后在冷战的40余年里，威慑理论成为美国理论界和战略界相当热门的一个课题，成为美国制定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迄今仍是美国制定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指导理论。本文试图就二战后威慑理论的发展历史作一梳理与综述，对理论的基本概念、内在逻辑、发展阶段、代表学者以及理论论争作出概括与总结。

一、威慑概念解析及逻辑

威慑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政策手段，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军事政策，威慑却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开始而产生，并首先在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对威慑的定义众说纷纭，根据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什莫克的定义，“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1〕

而根据尤金·罗西的定义，“威慑指甲国企图通过威胁乙国一旦乙国采取某一行动就将给它造成不能承受的代价，从而阻止它采取该行动”。〔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威慑奏效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一个控制对方的战略判断，从而影响其战略决策的过程。它通过报复威胁使得对手相信其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将可能超过他可能获得的任何好处，从而不敢发起行动。威慑理论假定：威慑的双方均为单一、理性的行为体。所谓理性实际上是指行为选择时的方式是在清楚地计算可能的所获与代价以及敌方反应的基础上，保证将其价值立场最大化。

而威慑的运作逻辑为：假设A为威慑实施方，B为威慑接受方。B以理性方式行事，在决定是否挑战某种目标前需要考虑以下问题：（1）目标对它的价值。（2）所要付出的代价。（3）达成目标的可能性。（4）付出代价的可能性。（5）A有多少回应方式。在A的一种回应下，B的得失算计如下：〔3〕

假设收益与损失的总和为100，而获得收益与受到损失的可能性的总和为100％。在国际危机中，面对B威胁的A必须根据B的思维方式来推断B的行为取向，因此，以上算计方式也是A做出反应的分析基础。A的收益———损失算计以及它在此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影响了B的下一步行动。整个威慑过程成为“刺激———反应”游戏。在这一过程中，A、B双方都以理性地计算利益得失作为其制定政策的根据。

二、冷战时期威慑理论的发展

战后威慑理论正如杰维斯所说，呈现“波浪形发展“的特点。〔4〕

概括来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１．早期阶段：核威慑思想形成阶段（1945－1955）

这时期尚无系统的威慑理论，但以贾可布·维纳、伯纳德·布罗迪、凡纳瓦·布什以及威廉·波顿等为代表的学者却敏锐地意识到核武器对世界的影响。1946年，布罗迪和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同事共同出版了《绝对武器：原子能与世界秩序》一书，第一次清晰而又全面地勾画了早期核报复思想和核威慑理论的框架。主要观点为：（1）原子武器的巨大威力赋予战争全新的性质，“迄今为止，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打赢战争；从今以后，其主要目的是避免战争，舍此几乎没有任何其它有益的目的”。（2）威镊成功的关键不能依靠强大的首次攻击能力，而要依靠遭受攻击后仍能有效反击的原子报复能力，即后来所说的“第二次打击”能力。（3）战略等效威慑。布罗迪认为，“如果2000枚原子弹足够摧毁任何一方的全部重要城市，一方拥有2000枚而另一方拥有6000枚原子弹，这种数量上的差距在战略上没有多大的意义”。（4）绝对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使战争变得不可能，使用原子弹的全面战争可能发生，只是以有限方式使用原子弹的战争不可能发生。（5）核报复的灾难性后果使任何有理性的决策人在面对核报复威慑时都会选择和平、放弃战争，因此，威慑作用机制中的代价评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

２．黄金时期：核威慑理论成熟阶段（1956－1969）

随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台，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核威慑战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论。大量国际问题专家加入了对核问题的讨论，威慑研究空前活跃起来，这预示着威慑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威慑理论研究主要通过理论演绎方法推导出来，而不是用历史归纳方法总结出来，其特征是抽象和主观。由于处于冷战最紧张的时期，威慑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解决美苏之间的核冲突。历史经验的缺乏客观上迫使研究人员以一系列假定为出发点，用数字、计算、模型、反复的推演、计算机模拟等方式，为抽象的推理过程人为地建构一个理论框架，从中引出有关威慑的观点与结论。兰德公司将“博弈论”和“系统分析”两种方法引入威慑研究。核威慑研究对博弈论方法的强烈需求推动了早期博弈论的发展，并催生了后来非常有影响的“囚徒困境”和“斗鸡博弈”等经典博弈模型。博弈论方法是一种基于理性假设的规定性决策方法，规定理性行为者应该如何决策。托马斯·谢林、赫尔曼·康恩及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等许多学者对“斗鸡博弈”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试图用于解释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系统分析”方法注重从整体上认识问题，把潜在敌对国家的关系总和看做一个“冲突系统”，研究各自的潜在能力及其相互关系，根据实际经验确定系统内的各种参数，推测这些国家在不同条件下采取敌对行动会出现的具体结果。〔6〕

1959年，沃尔斯泰特在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微妙的恐怖均势》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威慑观点。首先，他明确区分了“第一次打击”和“第二次打击”的概念，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才是保持威慑稳定的实力基础。他在文中针对部队抗毁能力所提的具体建议一一减少对海外基地的依赖、提高轰炸机的戒备程度、修筑钢筋水泥的发射并和飞机掩体、改进战略预警系统、建立可靠的CI系统等，都被军方陆续采纳。其次，他指出威慑不是双方拥有核武器后必然产生的结果。要进行有效的威慑，需要进行艰苦、持续和明智的努力，确保威慑的制裁手段给对方造成的风险，大于它面临的任何“替换风险”。最后，要发挥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就要准备使用核武器。只有当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大时，威慑才可信。“实战威慑”反对仅仅利用威慑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实施威摄，要求一切都尽可能地确定。〔7〕

成功的威慑不仅建立在军事力量上，威慑的可信度同样重要。亨利·基辛格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8〕

而托马斯·谢林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分析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探讨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威慑方的威慑会被对手视为是其发动进攻的借口，因此，被威慑方会倾向于首先发动战争。其次，他指出昂贵信号的意义：可信的威慑需要让对手相信自己的决心，就必须做出一些坚定的，看起来很冒险的承诺。再次，他指出了承诺的重要：潜在的进攻者会根据威慑方过往对承诺的执行情况判断其可能采取的行动。〔9〕

最后，他指出威慑的成功未必需要完全的理性，有时对非理性行为的担心能够增强威慑的作用，但过分强调理性可能会导致一场不期而至的战争。〔10〕

３．“第三次浪潮”（1970－1989）

在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喧嚣之后，理论界开始对此前形成的大量概念和理论学说进行反思和深化。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演绎推理方法在威慑理论前一阶段的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批评者认为，威慑现象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将其过于简单化、概念抽象化、理论一般化势必会忽略许多重要的因素，不能满足解释、指导和预测实践的需要。因而演绎推理与经验研究两种方法必须结合起来。其次，对理性的批判：（1）主流威慑理论强调的理性实际上是西方思维模式下的利益得失观，有种族中心主义之嫌。〔11〕

而实际上受到不同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个人经验的影响，不同行为角色看待世界的力式并不相同，可以接受的标准和底线也有很大的不同。（2）现代政府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学者从组织行为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分析了此假定的局限。格雷格·卡什曼总结了官僚机构在进行理性决策方面的障碍：潜意识的心理需求、对形势的误解、决策者的压力、信息的不完备、有限的时间、决策团体的分歧等。而罗伯特·杰维斯倡导的心理分析方法认为，决策者深受“非动机性偏见“（如信仰、意象、偏好及其他认知方面的倾向）的影响。〔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