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理论的发展与评析（2）

（3）理性分析中假定的第二个前提是，一旦决策

者进行了利益得失分析，知道了其可能取得的利益和面对的损失．他就会自觉地参照这个分析规划行动。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很符合逻辑，但现实中政策的执行同样会受到国内政治和官僚结构的影响。最后，理性分析第三个有问题的前提是认为理性一定有利于维护威慑，而非理性总是危险的。而杰维斯认为，威慑理论并不需要完全的理性来维护其有效性。〔13〕

非理性必须作为威慑研究中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正如杰维斯批评威慑理论的那样，“威慑理论很少解释如何改变对手，或如何判断对手是否已经改变。”因此，它不能告诉人们如何改变现状和避免危机。〔14〕

同时，威慑理论忽视了报偿和妥协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而这些正是理性威慑理论的组成部分。〔15〕

因此，罗伯特·杰维斯将认知心理学路径运用到威慑研究中。心理分析方法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描述性决策方法，它研究现实中有限理性行为者实际上如何决策。杰维斯认为，传统威慑理论认为决策者都是在掌握了详细和充足的信息后，进行效用评估。这样的假定忽视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对他人价值观的误判；对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误解；对对手实力及拥有的选择的错误理解；判断他人基本意图的困难；固有政策的影响等。〔16〕

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什莫克开创了威慑研究的个案分析方法。乔治和斯莫克指出，“威慑不取决于数量有限的技术因素，而取决于更多的变量。其中有很多变量具有主观性，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具体情况的制约”。〔17〕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深入分析历史上威慑成败的案例，总结出在什么情况下威慑更可能成功，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失败，力图寻求更大程度的客观性。在此基础上，保罗·胡思和布鲁斯·拉西特对1900年至1980年期间的54个案例进行了经验研究，以便确定在什么条件下，扩展的直接威慑可以成功阻止对第三方的攻击。〔18〕

但是正确估计威胁和意图以便选择恰当的威慑成功的案例引发了学者之间的众多争论，如理查德·勒博和贾尼斯·斯坦就认为，胡思和拉西特对进攻者和防御者的界定不恰当，而且混淆了直接威慑和扩展威慑的区别。〔19〕

４．冷战后威慑理论的发展

冷战时期威慑的核心是美国以核报复相威胁，其目的在于防止或威慑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攻击或常规进攻。威慑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同时宣告核时代的结束，而只是改变了核武器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国际环境，核威慑仍是美国威慑理论的组成都分。但是，冷战后的威慑也呈现出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美国的对手或潜在对手从拥有核武器的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变为没有核武器或核能力远远落后的中小国家。同时，常规武器在军事革命中的高技术化，也是常规威慑研究兴起的物质基础。但是冷战后的常规地区威慑有别于冷战时的常规延伸威慑。威慑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威慑对象由单一变为多元：威摄对象的数量有所增加，从冷战时的单一全球对手变化为冷战后的众多地区对手。威慑对象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伊斯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和中小国家都有可能是威慑的现实和潜在对象。〔20〕

威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平衡，主要的对象并不能够对美国实行反威慑。另一方面威慑的标准形式，是一方以拒止或报复手段相威胁，阻止对方采取危害己方利益的行动。但冷战后的威慑研究出现了新的形式。双重威慑是指对冲突双方或各方同时实施的威慑。当威胁不是别国针对美国的侵略或挑衅，而是其它两方或多方之间武装冲突造成的延迟或间接后果（如冲突外溢危及周边盟国，国内动乱导致难民潮，地区紧张使能源和其它原材料的输送渠道不杨，一方的胜利打破地区均势等）时，美国要慑止的不是冲突的一方，而是冲突的双方或多方。〔21〕

在这种威慑中，为了阻止甲方的行动，往往需要交替使用利诱和威胁两种手段，一方面承诺甲方不采取行动，就阻止乙方采取对甲方更为不利的行动，另一方面威胁甲方如不就范，就听任或鼓励乙方采取行动。〔22〕

这一时期，威慑理论的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经验研究上，学者们在这一阶段继续进行经验研究的工作，探讨常规威慑得以成功或失败的条件。他们将威慑的不同形式加以结合，分别从中央直接威慑、中央一般威慑、延伸直接威慑、延伸一般威慑四个维度加以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完美威慑理论充分发挥了博弈论方法的强大逻辑推理功能，威慑声誉理论注重将博弈论方法与个案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威慑认知理论则以独特的认知心理学视角为博弈论方法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23〕

三、结语

本文简单的回顾了威慑理论的发展进程，简要的总结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们研究重点及研究方法的延续与变化。正如杰维斯认为的那样，威慑理论“也许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也正因如此，全面、系统的总结威慑理论的发展是一件在学理上意义深远，而在操作上任重道远的工作。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威慑理论的研究已由原来单一的、只求线性关系，且浅层次的探讨，转向多元、多层次的综合讨论与考察。研究的重点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对抗中威慑成败的机制因素的研究，视野已扩展到国家内部组织机制、政治与舆论影响、决策者心理因素等对威慑的影响。同时，随着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核威慑拓宽到现在的常规威慑领域，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越来越认真而细致地考察历史案例，从大量案例的比较研究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论点。今后威慑要在更复杂的多极世界中发挥作用，针对的国际冲突虽然在对抗程度、暴烈程度和广泛程度上低于冷战时期，在复杂程度上却高于冷战时期。而这无疑为所有热爱威慑理论、为之潜心专研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也为我们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创造了新的机遇。在探索、总结前人绚烂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推陈出新，如何创造出与当前的国际形势相合的理论，特别是如何能将我国源远流长的智慧结晶抽象化与理论化，无疑是每个后来的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