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中重构乡村主体性

细数从上世纪末提出的小康社会，到新世纪的新农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美好乡村，当下最流行的话语一定非城镇化莫属。概念翻新之快，让人感觉就像“猴子搬苞谷”，摘一个，丢一个。人们忙于创造一个又一个新话语，却懒于梳理其间的逻辑关系，更谈不上反思了。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是一句自欧洲中世纪起一直流传至今的德国谚语。这句话本是反映那些成功逃离欧洲领主制庄园的农民的喜悦心情，后来却被严重误读，变成了城市代表了现代文明，甚至直接与进步划等号。中世纪时，农民离开庄园实际上就是一次豪赌，农民摆脱了和领主的依附关系获得自由，同时也失去了庇护。有点类似中国传统宗族社区，一个人一旦逃离村落社区，要么落草为寇，要么流浪他乡，没有其他选择。他乡往往就是指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无须考虑庄园或村落里的伦理禁忌，好死赖活都是自己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谁也没觉得城市生活高于乡村社区生活。

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是一种客观现象，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工业化早期。从逻辑上讲，西方现代城市是人口集聚（农民被迫进城）在先，工商业集聚（资本追逐劳动力价格洼地）在后，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然匹配。其客观后果是促进了现代性的发育：如政制转型，公民社会的形成，市场扩张，工业规模化、城市化加速等。虽然乡村出现了人口学意义上的过疏化，但是，由于乡村农场已被整合到统一的市场，农场主也同时被整合到社会之中，其行为和观念与城市人并无差异。所以，西方城市化并没有演化为城市中心主义偏好。

当今流行的城市（镇）化理论是建立在“传统—现代”的现代化二元叙事基础上的：乡村属传统社会，城市属现代社会；乡村是自然经济，城市是市场经济；乡村是伦理社会，城市是法理社会；乡村是农业社会，城市是工业社会……所以，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农民进城是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必然归宿。这是对西方城市化模式的生搬硬套，也是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撇开西方城市发展史不说，即使在西方现代性理论中，城市化主要关涉社会成员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变迁，而与是否一定要在城市里生活无关。尼尔·安德森曾指出：“一个人可以通过迁移到城市而被城市化，也可以在非城市的地方实现……人们既可能没有迁入城市，也可能没有从农业转向非农职业。”

现在所谓城镇化的核心其价值预设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理论基础是城乡二元论，其实践目的是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学沙文主义考量，充分体现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偏好。与西方城市化不同，我国是工商业城市集聚在先，农民进城在后，这种先后关系形塑了农民与工商业、农村与城市的位势。这种位势不仅指工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优势，更是指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对于农村的宰制。

即使是从农民工城市安居的意义上讲，“人的城镇化”也不是新提法。30多年来，由于体制原因，农民“市民化”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农民在城市安居的现象一直在发生，否则中国的大、中、小城市（包括镇区）人口剧增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