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悬殊（2）

三大因素导致收入悬殊

虽然奥巴马建议把联邦最低时薪从７．２５美元上调至９美元，但扭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依靠上调最低时薪似乎不能行得通。短期内，美国恐怕难以根治这一顽疾。究其原因，还要从美国公司薪酬、税收乃至政治制度说起。

首先，美国公司高薪吸引精英的做法值得商榷。在能源、食品、金融等诸多行业，美国高管的薪酬向来都要远高于欧洲同行。支持美国高管拿超高薪的人士会鼓吹这是吸引精英人士留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ＣＥＯ平均需要拿到其他发达国家ＣＥＯ数倍的薪酬方可留任。要说其他发达国家ＣＥＯ的学历和管理水平都不及美国同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说辞。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公司上市潮和日益普遍的股票和股权奖励机制使得很多发达国家的ＣＥＯ一跃成为“人上人”，他们开始拥有公司提供的专机、保镖、司机，搬离了普通员工所住的中产社区，住进了豪宅大院。在美国，ＣＥＯ兼任董事长的现象普遍存在，竞选资金和选举政治裹挟，见怪不怪的“旋转门”现象都是造成美国ＣＥＯ超高收入的推手。

其次，低资本收益税客观拉大了高管和普通职员的收入差距。目前美国的高管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奖励等非工资性收入，但这类收入的个税税率反而低于工资性收入，自然会让ＣＥＯ不对称受益，税制中还有很多留给富人用来抵扣所得税的漏洞。德勤的调查发现，在标普５００的大型美国企业中，由非ＣＥＯ人士来担任独立董事长的企业仅占约两成，远低于加拿大、德国、英国的五成以上。身兼双职的“一言堂”企业最高权力结构设置自然有利于薪酬分配等议题朝一把手有利的方向演进。

再次，美国竞选耗费的资金陡增，金融、能源等重要行业每年投入游说的资金也在逐渐增加，这就意味着企业精英对职业政客的控制力在增强，留给企业高管的政策优惠特例将更难杜绝。在美国这个“公司帝国”，今日的政府高官就是明日的企业高管，鲁宾、萨默斯、奥尼尔、斯诺、保尔森、盖特纳这些美国近二十年内的历任财长无一不在政界和商界的大门之间反复旋转，高官堵上了高管的高薪岂不是堵上了自己未来的钱包。

分配不均引发不满

美国经管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警告，如果高管和员工薪酬超过２０倍的门槛，将会导致员工士气下滑和不满增加。“占领华尔街”、餐馆工人罢工等运动算是美国中低收入民众给政经精英敲响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