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一道绕不过的坎（2）

后来我在全国其他发达农区及城市郊区调查发现，南海因集体成员权引发的分红争端根本不是个案，而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且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有延伸之势。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外地人口已经在异地安营扎寨多年。他们当初进村时，因为不是本村村民，不会提出“过分”要求，但是，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他们也参与了村庄公共品的投入和秩序的重建，也成为村庄建设的“一份子”，未来土地的升值在道理上也有他们的贡献，谁能保证他们就不提出分红权的要求？到那时，村庄的分红困境岂不会越陷越深？ 

事实上，村庄治理不仅仅受集体组织成员权问题困扰，更大的问题还有对集体资产权力的争夺。尤其是在集体资产不断增值后，如何形成对集体资产使用与分配的制衡，成为大多数发达农区和城郊村庄面对的棘手问题。

当初，南海在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造时，为了防止村干部权力过大，也成立过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现代意义的治理结构。其他各地经济发达些的村庄，也建立过类似的治理结构。但事实证明，这套架构在现行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形成的“党支部领导下的集体经济组织”权力配置下，基本形同虚设。在珠三角大多数村庄，基本是党支部书记控制着集体土地和厂房的出租，村主任就是一个执行经理，负责具体事务。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多集体资产迅速膨胀，且规模巨大。发达农区有些村庄的集体资产甚至比西部地区一些乡镇、甚至县的财力还雄厚。这样，更大的问题就来了：一些村支书因为权力过大，在土地和厂房出租中“出事”的案例增多；村民对村委会的不信任增加；土地租赁市场的灰色导致租金停滞不前；土地租金福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每次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明争暗斗加剧，村庄内部矛盾加深，“村庄政治”对“村庄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

通过对南海近20年的追踪观察，以及对其他发达农区和城郊村庄的调研，越来越感到：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如果不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它们在一段时期的繁荣后，将陷入“越发展、越麻烦”的困境。为此，必须在以下几方面深化改革，实现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第一，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但是，由此也留下集体成员权被不断强化的制度遗产，这一点在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那就是，随着土地非农化后的价值显化和不断升值，农民保有成员权的土地价值提高，他们更加维护以成员权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发达农区陷于困境的根源。

我们建议，必须痛下决心，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精心设计，对成员权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可选安排包括：明确农村集体成员权时点，时点之前农民享有原集体土地分红权，时点后农民可出资购股获得分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