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就是要通过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思想建设、深化作风建设、严明纪律建设、完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我从三个方面展开讲解：第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意义和价值；第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成就和经验；第三，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治理需要进一步优化的路径。
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意义和价值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
乡村治理，是指在中国农村地区，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协调、资源整合和多方参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等系统性工程。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内容。下面，我们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目标三个维度理解乡村治理的内涵。
1.治理主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治理主体逐渐从传统的“单一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治理主体包含七类：一是核心领导主体，基层党组织是领导核心；二是行政主体，主要是指乡政府；三是自治主体，也就是村民自治组织；四是参与主体，主要是村民；五是协同主体，包括乡贤、社会组织；六是经济驱动主体，也就是市场企业；七是支持性主体，包括高校、科研、司法、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媒体与网络平台。
2.治理内容
一是经济发展，包括土地管理、集体资产运营、产业规划、农民增收等，例如通过“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激活农村经济。二是公共服务，要完善基础设施（如道路、水电、网络）、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三是生态保护，主要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如厕所革命、垃圾分类）、生态修复，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四是文化传承，保护乡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抵制不良风气。五是社会稳定，通过矛盾调解机制，比如新时代“枫桥经验”、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农村稳定安宁、法治宣传、平安乡村建设等，维护社会和谐。
3.治理目标
一是基础目标，包括制度完善、矛盾化解、数字化赋能，从而实现治理有效。二是经济目标，包括集体经济壮大、农民增收、产业融合，从而实现产业兴旺。三是环境目标，包括人居环境改善、生态保护修复、低碳转型，从而实现生态宜居。四是民生目标，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兜底、数字红利共享，从而实现生活富裕。五是文化目标，包括文化传承得以保护、移风易俗、教育振兴，从而实现乡风文明。六是社会目标，包括关怀弱势群体、保障村民权益、让村民有归属感，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七是长远目标，包括保障子孙后代发展权、增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八是机制目标，包括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二）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本质在于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政治权威，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现代化进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在基层落地生根，它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抓手，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动体现。
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方向盘”“发动机”。
其一，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党组织居于领导地位，发挥核心作用，它是推进乡村治理最重要、最活跃的力量，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主体。
其二，政治方向的把控者。党组织将乡村振兴战略、惠农政策（耕地保护、产业扶持等）转化为村级具体行动，确保中央精神不走样、基层落实不跑偏。党组织还通过党员教育、群众宣传，抵制封建迷信、攀比浪费等不良风气，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阵地。
其三，治理体系构建者。党组织通过构建“村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网格，确保党的组织嵌入自然村、合作社、乡贤理事会等治理末梢。党组织主导制定村规民约、民主议事规则，规范权力运行和村民自治的边界。党组织统筹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乡贤理事会等力量，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格局。
其四，资源整合协调者。一是对接政策资源。党组织争取财政补贴、产业扶持等政策，推动基础设施升级。二是统筹社会资源。党组织引入企业、高校等外部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三是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党员致富带头人来带动合作社发展，比如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培育特色产业。四是仲裁利益矛盾。在土地流转、集体分红等敏感问题上，党组织以公平公正立场调解冲突，比如老党员牵头成立“调解委员会”。
（三）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和价值
1.破解国家战略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
乡村社会的复杂性，比如文化差异、利益分化等，使得国家政策在基层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解释和本土化实践，比如土地流转、产业扶贫等，将宏观政策转化为村民可理解、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分散，党组织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村党委”等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利益诉求不同，党组织作为“中立协调者”，可以化解冲突。
2.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乡村社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之上。正是因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使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替代的核心力量，党的政策与农民福祉高度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党员与群众形成血肉联系。这一模式不仅确保了党对乡村社会的领导权，更通过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对党的衷心拥护，从而在根本上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保障。
3.化解乡村治理主体“散沙化”困局
通过党建引领，能有效规避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各唱各的调”，从而形成统一行动框架。党建引领通过政策宣传、主题教育等方式强化共同价值观，消解利益分歧，减少个体化倾向。党组织具有跨部门协调的权威性，能够突破条块分割的行政壁垒，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通过将党建要求纳入基层治理制度，比如村规民约、社区议事规则等，将短期动员转化为长期规范。
4.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唯经济论”
党建引领可通过基层党组织统筹全局，将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目标相结合。党建引领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群众参与非经济领域的治理，增强治理的全面性。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建设时，能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党建引领通过法治约束和德治教化，避免经济至上观念。数字技术还可以助力党建引领的全域治理，避免经济指标片面化。
5.加速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通过党建引领重构乡村治理体系，革新乡村治理的决策机制，党建能推动传统乡村从“人情治理”向“制度治理”、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型升级。党建能在乡村治理中实现资源整合的乘数效应，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人才结构的升级。同时，还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治理赋能，如实现“云议事”“云监督”，让外出务工村民可以远程参与村务决策，从而有效强化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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