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治和解三大障碍

周方冶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

2013年12月9日，泰国总理英拉在反对派大规模街头运动的步步紧逼之下，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全国大选。这一幕与2006年泰国前总理、英拉兄长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的情景如此相似！时隔近8年，泰国在经历了军事政变、司法干政、街头暴动，并付出了数千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之后，却始终未能走出“反他信”与“挺他信”的漩涡，而是再次回到历史原点，开始新一轮政治角力。

从泰国民调数据来看，社会公众其实早已厌倦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希望政治家们能尽早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经济建设上，切实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泰国始终无法达成政治和解？如果仅看到“反腐败”或“争民主”，显然是过于表面化和理想化。深层次的原因，需要从政治体系运作的“利益—权力—制度”结构关系中探求答案。

两条国家发展道路的对立

从本质来看，政治就是对经济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泰国政治的持续动荡，很大程度上源于各派政治力量在事关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根本利益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妥协。

从1960年代开始，泰国在军人威权政府的国家发展主义政策引领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90年代初，泰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被誉为“四小虎”。但是，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政策指针，使得泰国面临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问题，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有关国家发展道路的“再选择”问题，开始成为泰国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

泰国前总理、“电信大亨”他信作为新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提出了进取性的“他信经济”道路。一方面，通过“30泰铢治百病”、“农民延期还债”、“乡村发展基金”、“一乡一特产”等一系列的“草根政策”切实提高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协调城乡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对外开放，依托东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顺风车”，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借外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他信执政期间，泰国社会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尤其中下层民众更是深受其惠，从而为他信派系赢得了农民群体的拥护与支持。不过，进取性的改革道路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泰国社会经济正面临发展瓶颈，再加上“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发展红利不足以弥补改革成本。于是，如何在存量改革中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也就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的关切重点。

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尽管占到总人口的近七成，但是相当贫困，根本无力承担改革成本，至于新资本集团，尽管占有巨额财富，但规模相对有限，并作为执政集团，很容易利用制度和法律疏漏将成本转嫁。于是，他信式改革的成本，事实上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军人集团、官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军人威权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承担，从而引起各方不满。

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泰国国王的“知足经济”道路，要求遵循保守性的改良道路，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知足常乐”宣传引导弥合社会裂痕，规避全球化和市场化风险，自力更生地稳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2006年“9·19”军事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将“知足经济”道路写入《2007年宪法》，使之成为泰国法定的国家发展指针。不过，无论是2007年的他信密友沙玛领导的人民力量党政府，还是2011年他信幺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都在沿着“他信经济”道路继续前进，从而引起“反他信”阵营的强烈不满和持续不断的反政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