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下中国生态政策成就及面临的现实挑战
作为一个处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迎来了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发展成为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我国面临的现实是人口包袱沉重、自然资源不足等局面，正是基于此，我国适时提出了解决发展困局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就向世界表明，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转折时期，中国要汲取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一条以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中国生态政策的实践层面而言，主要遵循着以下三个目标指向: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适应并满足人以及人适应自然两者的统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是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发展。并非一般地要求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环境安全，而是把这些要求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三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且分布很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的矛盾突出，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必须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
理论的研究依然囿于“二元论”藩篱中的西方中心论或是东方中心论的争斗，而中国模式实践进程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在于越来越热衷于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思考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真正探索一个对中国和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模式，必须超越现代性的束缚，实现后现代的生态化转向。
从实践来看，中国发展带来的将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我们需要遵循现存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逻辑，深入思考这种分析为什么会出现无法解释的困境。在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慎提中国模式或中国模式失败的分析中，主要指责中国不存在真正西方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中国无法解决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福利等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否看好中国模式，都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以西方的理论范式和分析逻辑来看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遇到的问题。
实际上东西方的合作融合已迫在眉睫，而这种合作融合的基础和平台就在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人类共同的福祉。就我国而言，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同时又能对人类共同的福祉有所贡献，必须要实现生态化转向，创造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生态文明。我国已具备了创造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条件，物质基础自不待言，更有强有力的政党、政府和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而几千年生生不息并在实现当代转换的中华文明也充满了无限的生态智慧，而且这种生态智慧与西方主要从生存层面关注人的物质存在的生态意识不同，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类在敬爱、欣赏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人类精神的丰厚回报，包括对人类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以及带给人精神上的巨大愉悦。
从我国生态文明的实践过程来看，正是从发展和实现人类共同福祉良性互动的视角，把我国当前的全面协调发展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发展既获得了当代中国所要求的全面协调的现实性特征，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目标性追求。
在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和谐世界等具有生态意蕴的发展理念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开始推动这种生态化的实践探索。如在东部地区，选择上海浦东新区开展以“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西部地区，选择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中部地区，选择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开展以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循着这些试验区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我国正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齐头并进。
不仅国家政府层面的探索，民间同样也出现了现代化的生态化转向。这些具有生态化价值取向的探索实践，或许并未完全超越现代性的思维框架，这些生态化的努力或许距离真正意义的生态文明亦很遥远，但是，这一系列植根于具有丰富生态养料的中华沃土，成长于具有“高远的整合精神”的东方文明氛围的创造性实践，必将超越现代性困境和浪漫主义空想而创造出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崭新文明。
三、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十八大报告着重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从理论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有机的文明，相应地，它也呼唤一种有机的科学。而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是对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以后现代伦理为视角透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责任，需要有较强的问题意识。现代生态伦理无论是非人类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都存在重要的缺陷。近年来，中国开始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供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公平发展的社会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和总体发展目标的转变，正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从环保角度而言，可以称为一次新的环境觉醒。
当然，结合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现实层面、政策层面的成就和挑战，还需要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探究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发展;需要从系统科学的视野，从辩证整体论的角度深刻剖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需要从生态文明的城市建设和地区实践汲取营养，探索我国社区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新文明。当下我国探索生态文明的对策研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立足于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要着眼于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所谓着眼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既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要有世界性的全球观念，也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解决生态问题，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需要从一些相互关联的方面来理解其基本内涵:生态伦理、循环经济、自主创新、绿色消费和生态文化等。
第二，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就我国当下而言，循环经济是其最基本的生产模式。优化生产过程，实现循环经济的理想状态，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而优化生产过程是以消费方式为导向的，因此，明确什么样的消费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最佳方式，是优化生产过程的前提，绿色消费的消费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第三，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既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的价值选择。这种追求和选择，必须依靠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才具有行动的基础，需要在取得社会成员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共同体，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区域不均衡的现实特征，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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