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重塑“用药原则” 恒定医疗价值观的展示（3）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这十大用药原则，仅靠患者自己的注意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很多时候，用什么药，如何用药，不是患者自己能够说了算的，而是由医院和医生说了算。比如“十大原则”第一条就是“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可到底什么是基本药物，为什么要优先使用基本药物，患者既不知情，也没有发言权，决定权掌握在医院和医生的手里。

而在很多时候，医生为了“提成”，奖金，为了完成“任务”；医院为了创收，为了利润，就很可能在具体诊疗活动中和“十大原则”背道而驰，不是优先用基本药物，而是优先用价格贵、利润高的药物；不是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而是什么利润高就选择什么。这也就决定了，卫计委的用药“十大原则”，对公众来说要广而告之，但是对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来说，却应该是硬性要求，并且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和考核体制，避免医院“强行卖药”，引导医生“合理用药”。

【启示与思考】

合理用药宣传日久，然问题始终无以得到解决，究其原因，在于医疗逐利之下患者成了敛财的工具，医院和医生为了追求高经济效益，便采取用好药，用贵药，用大剂量药，而违背了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医务从业者未能自我控制合理用药行为，自然也无法对患者进行指导。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往往极力倡导用好药，多用药，反倒成了药物滥用的强大推手。而这一点，与国外的同行形成了强大的反差。

十大用药原则之前，网友或不胜惊诧或黯然唏嘘，那些曾经在医学院中被拳拳教诲的常识，为何就异化成了现实医疗领域里的过度医疗？而在今天的个体求医体验中，还能否经常性地创造廉价医治的佳话？无数的人在困惑，然而无可回避的是，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不理性用药的年代。仅以十大用药原则中的“能肌注不输液”为例，关于我国已成输液大国的报道就曾多次出现。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畸高的数字已远非触目惊心可以形容。

倘若再加以梳理，我们同样会发现，医卫行业主管者对“能肌注不输液”之类的慎重用药取向加以强调，此回早已不是“非同寻常”的第一次。强调为何总在重复？口水会消磨掉公众的热情，也会让其劝诫的功能大打折扣。较之过度输液现象的挥之难去，除了少数患者对输液功效的欠科学认知，进而形成的依赖心理，围观者多会习惯性地谈起各类医院里的“以药养医”机制。正因为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所以药费就会成为不少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当药品附加上大量赢利的追求，那么过度用药与非合理用药就会顺理成章地出现。

以上的逻辑与认知当然没有问题，言必谈利益也是一个经济社会中的常见剪影，但以更务实的视角来观察，对“以药养医”机制的执拗纠偏，就真会是不合理用药的破解之道吗？如人所知，要去除“以药养医”机制，需要的是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并构建起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但它们都注定不会是可以轻易抵达的目标，中间尤其有着太多的利益关系亟待剥离，充满着过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泛泛的对“以药养医”的抨击，对医疗机构的合理用药自觉，它看似是找寻到了最刚性的约束，实际上也是在将其推向了另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审视不合理用药现象，察之于本质，它其实只是种专业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因为医生有着天然的专业优势，所以他可以对普通患者过度用药，与开出大处方。如此来分析，重塑“用药原则”最应该回到务实的赋权立场。换言之，即要增加患者自身的博弈能力，以此来弥补专业不足。这里的患者当然是一个模糊指代。有专家指出，在如今医保报销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医保机构已是公民医疗费用的重要承担者。它不仅具备代表患者的资格，也具备与不合理用药和大处方现象对抗的能力。如何来提升医保机构的保护功用，让患者利益不可侵犯，迫在眉睫。

强调用药十大核心信息，这可以视为一次恒定医疗价值观的展示，至少它让社会重新关注到该领域里的现实沉疴。但既为沉疴，就理当有着如影随形的改造—医疗用药如何重回医人与慎微的合理边界？十大用药原则在引发不同人们的块垒，如果宏观的机制改造暂时不可完成，有一个方向就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努力让患者成为那个具备不可低估其博弈能力的人。如此，药品才不会负荷上太多的功用与诉求。等待国家卫计委对此相关的后续举措面世。

实现合理用药，需要从管教结合上着力，一要加强教育，提高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使得医疗指导和规范得以回归，医生治疗方案更科学，用药更合理；二要强化宣传，使患者应学习和掌握一些医学常识，增强自我防范和保护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医疗指南和指导，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惩治力度，并通过持续的医疗改革，不断健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切断医生和药物挂钩的利益之“手”，从制度上消除药物滥用空间。

欢迎继续关注经典案例。

（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站71.cn，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