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没有终结

窃听故事使意识形态隐秘有效地发挥影响力

◎ 王 磊

窃听故事比较有名的有《窃听风暴》、《全民公敌》、政治寓言小说《1984》及同名电影，以及各种间谍故事中涉及的窃听内容。现实生活中的窃听事件也不少，比如最近的斯诺登事件、前两年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丑闻，历史上有名的水门事件，等等。无论是窃听事件，还是窃听故事，都可能有很多复杂的表述。在这些表述过程中，往往都会有选择性的意识形态植入，用某种特定的、有倾向性的观念，影响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和思考。

《窃听风暴》是同类题材电影中非常成功的一部。这是一部2006年、即柏林墙倒掉17年之后拍摄的德国电影，故事时间是1984年，距离柏林墙倒掉大约5年。柏林墙的倒掉意味着冷战格局的改变，后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从此终结，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终的、唯一的、合理的制度。这种观点代表了冷战结束后思想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和观念，反映的是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联系到丹尼尔·贝尔那本从1960年到2000年多次再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历史归于西方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冷战后达到顶峰。

《窃听风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产生的，因此是一部典型的后冷战影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一次居高临下的政治和道德审判。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巧妙的艺术手法使意识形态的植入和表述自然流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压制了受众对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思考，让观众很容易顺从影片的逻辑。电影中营造出上述效果的几大要素是这样设置的：象征高压统治的东德秘密警察，监听所有人；象征自由的艺术家群体；一个严谨缜密、善于窃听和审问，但良知未泯的、充满人性的秘密警察；还有一部带有隐喻色彩的音乐作品《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最终表达的就是人性和自由对专制极权的反抗，同时表达了两种意识形态：反面的是所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喜欢讨论的问题之一；正面的是自由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解读中，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普世价值。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意识形态问题。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在哲学上源自英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知识传统通常把意识形态的内涵狭隘化，不仅把它政治化，而且刻意把它与所谓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出于冷战时期对苏联文化宣传的需要，西方把苏联的马列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而把自由主义宣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无辜对手。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讨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方法，最合适的起点就是对自由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分析。这是现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还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