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没有终结（3）

窃听故事隐含多重意识形态因素

◎ 李玥阳

《全民公敌》的出现有一个导火线，就是美国当时要通过《安全与保密法》，这部影片事实上是在影射1978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推进干涉公民隐私的法案，也就是号称能保卫国家安全的法案。

《全民公敌》的叙事方式值得研究。窃听的危险以及人们对窃听的焦虑在电影中一直是存在的，《全民公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使用了一个特别老套的戏码，这就是小人物最终会战胜强权，自由主义会战胜保守的集权势力。悖论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神话一定要想象出比邪恶的强权更强权的正义力量，通过这种更强权的正义力量来确保所谓自由的实施。在《全民公敌》里，虽然主管是坏蛋，但国家安全局局长却是好人。与其说这样一个俗套是有效抚慰了大家，让大家觉得自由主义的力量一定会战胜集权，不如说是在转移问题的焦点，把事关所有当下窃听事件的最重要的问题，转移到自由主义对抗专制主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之上。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复制自由主义的神话。

事实上，《全民公敌》在很多地方已经显示出问题背后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种族，一个是阶级，当然可能还有性别。比如说在这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是由威尔·史密斯扮演的一个黑人形象，黑人形象可能指代黑人、美国少数族裔或第三世界的人。这个电影不断涉及等级秩序，比如说威尔·史密斯是一个劳工律师，他还没有被追杀的时候一直在讨论一个关于劳工的案件，工会主席被资本家收买以后就对工人暴力执法，这是劳资矛盾，是阶级问题。同时威尔·史密斯还遇到一个白人，这个白人跟他一起被窃听，白人一出现就不那么被动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威尔·史密斯不断要向这个白人证明自己有保证自己隐私和自由的能力。这个电影中的等级表达，向我们提示了和“棱镜门”事件相同的逻辑：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隐私究竟是谁的隐私？当谁的自由和隐私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个事件才被作为一个自由和隐私的问题来讨论？

我看《窃听风暴》时一直有一个困惑，这样一部歪曲东德生活的电影是怎么被东德人接受的？东德人难道不抗议么？看了一些材料才明白，问题不是抗议不抗议，不是东德能不能接受这种歪曲，而是在两德合并以后这是第一次正面去表述东德，东德人觉得终于能说自己的历史了，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在两德统一后，东德历史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有一个例证，《窃听风暴》的男主角去世前在一次采访中非常愤怒地爆料，他的妻子曾经在长达十几年的婚姻中对他进行监控。这个婚姻已经结束十几年了，又被重提并闹上法庭，男演员从东德博物馆、档案馆调取了250页监听记录，以证明妻子对他的窃听。他的妻子很愤怒、伤心，在2006年病死了，接着2007年这个男演员也去世了。当时正是《窃听风暴》风靡之时，但德国所有杂志对此事都保持沉默。从这个小的事件可以看出东、西德社会的紧张，已经合并十几年了还是存在内在的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去表述东德呢？以前东德一直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表述，2001年第一部反映东德的电影叫《柏林生活》，讲述一个人进了监狱出来后两德合并了，他是怎么去适应西德生活的，通过这种侧面的表述反映东德。2003年的《再见列宁》，则是戏谑、玩笑、戏剧式的表述，对于斯塔西、对于东德国家安全局，也是以滑稽可笑的蠢货形象来呈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出现的《窃听风暴》，第一次打破了旧的方式，比较直面地呈现东德的生活，很多学者因此对之特别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