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香港福利体制的特征（4）

　五、结论

表3是对本文所讨论的福利体制理论和香港福利体制特征的一个归纳。本文通过对福利国家进行批判性思考，认为该概念属于种族中心的构建，因此不适合用来分析香港社会政策的特点。相反，Esping-Andersen的福利体制理论解决了福利国家概念的不足，并有三个维度——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和历史发展——去评估香港的福利体制。

本文认为，香港福利体制具有以下重要的特征：

第一，香港福利体制的最基本特征是经济政策从属于社会政策。这个特征显著地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三种体制不同，因此它决定了香港福利体制能够自成一个类别。

第二，在福利多元上，香港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体制或保守主义体制不同，它同时注重家庭和市场的福利供给。

第三，欲想对香港福利体制所产生的福利后果有一个全面的考察，必定要先修改Esping-Andersen的研究方法，把社会项目和社会保障同时纳入考察范围内。香港福利体制在这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保障的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程度非常低，但同时存在普惠型主义的社会项目。这样的安排使得香港福利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社会保护框架，令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有优异的表现。但是，香港福利体制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在社会分层上的贫富悬殊，而且这个差异还在不断增长中。

第四，由于缺乏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考察威权政府出于怎样的经济和政治的意图来发展社会政策。从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可知，香港福利体制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至上”这个目的而建设，通过鼓励市场和家庭的支持，从而压低政府福利开支，减少民众对社会保障的利用。但是，香港福利体制也会投资一些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和储备人力资本的社会项目，恰恰是这些社会项目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政治上，为了获得整个福利体制的合法性、征得民众的同意，威权政府有意片面地选取“自力更生”、“关怀家庭”、“服从”等儒家主义的思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为整个福利体制的设计和维持进行辩护。

简单地说，香港福利体制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对经济发展极端崇拜的威权政府，这个威权政府结合市场主义和片面的儒家主义成为独特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经过不断的树立和宣传，今到民众接受香港福利体制的现状，即极度依靠市场和家庭的福利供给，拥有一定普惠型主义的社会项目，却漠视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

当对香港福利体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后，本文在结尾部分也尝试提出一些香港福利体制对内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借鉴意义。

第一，由于以福利支出为标志的福利国家概念已经失去其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内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不应只盯着福利支出的高低，而要将重点放在评估福利多元下的福利后果。也就是说，内地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以是否能够落实社会权利、减少社会两极分化为最终依归。

第二，任何一个福利体制都是与自身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当内地学习香港先进经验的时候，必定要先了解这些政策背后的理念及所植根的社会背景；否则，就会变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引入的经验极有可能会“水土不服”。例如，香港福利体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注重市场主义和片面的儒家主义相结合，这两方面的要素是否是现阶段内地所倡导的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独立一节来论述“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力图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以往只注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到现在提倡社会建设。因此，以“市场至上”、“自求多福”为背后理念的香港经验，如何能够融入内地党和政府强烈介入社会建设的背景，这是日后极有意义的一个研究方向。

第三，香港的福利多元有力地冲击了福利国家概念，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拓宽了社会政策的比较视野。然而，香港的福利多元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目的是为了维护经济发展至上的目的。如果过分地推崇这种做法，就很有可能造成一种后果：合理化了政府对福利责任的推卸和漠视公民的社会权利。在内地政府本身履行福利责任就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鼓吹市场和家庭对福利的供给，必定会阻碍内地民众福利状态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就是这样一个政策例子，其后果只会令有服务需要的人群因为家庭功能弱化、市场价格高企、社区组织资源缺乏、政府供给不足而没法得到满足(罗观翠、雷杰，2008)

第四，要选择性学习香港福利体制所造成的福利后果。一方面要积极学习香港在社会项目方面的经验，明白普惠型主义的医疗、教育、住房是保持香港经济持续繁荣的秘诀。因此，内地欲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在这些社会项目上进行“投资”，而不是视为“负担”。另一方面要避免香港福利体制过分依赖市场和家庭的后果。以老人照顾的经验为例。香港无疑在院舍服务方面拥有很多人性化的经验，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香港一直以来都因为没有长远的老人照顾政策而备受批评。迄今为止，香港仍然没有一个覆盖全民的退休制度。即使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香港政府仍然过分强调家庭照顾，不愿意增加对院舍的投入或者开展更多的支持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学习香港的老人照顾经验，如果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容易只看到技术层面的好处而忽略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第五，在CEPA的合作中，内地可重点学习香港公民社会的经验。例如，香港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对内地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另外，由于香港政府的角色是“规管”多于“供给”，所以香港政府如何处理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内地学习。然而，香港奉行的“小政府、大市场”原则对公民社会有反作用。例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一笔过拨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借鉴这个做法可以松绑内地非营利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烙印的做法已经在香港显示出负面的影响，包括服务重“量”不重“质”、忽略社会不平等、社工严重流失等。总之，内地社会管理创新在学习香港福利体制的过程中要做到的是“去劣取精”，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