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香港福利体制的特征（2）

三、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

上文已经论证过，即使在福利国家内部，具体的福利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福利体制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用三个维度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类。为了与福利国家的概念相区别，Esping-Andersen(1990：2)启用“体制”(regime)这一术语，并定义为：“一种体制是用来指示这样一个事实：一系列法律的和组织的特征系统地交织在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中。”通过这样的定义，福利体制理论就否定了“国家一定在福利供给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看法，并容许了其他参与者的存在。

Esping-Andersen接着提出了福利体制理论应该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探讨福利多元(welfare mix)：国家、市场和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关系。Esping-Andersen(1990：73)指出这三元提供者的关系是一个“体制”的基础：“体制是指福利产品如何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分配的方式。”

在福利多元的框架之下，Esping-Andersen(1990：22-23)认为第二个维度是要评估其产生的福利后果(welfare outcomes)。福利后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显示：一是社会权利。它是以“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为指标，表示“当一个人可以不依靠市场来维持生计的程度”；二是分层化(stratification)，用于探讨社会权利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政策是怎样促进分层系统”。在日后的著作里面，Esping-Andersen对第二个维度中的社会权利进行修改。对于采用“去商品化”作为社会权利的指标，他当初的逻辑在于：如果一个人能够不靠市场获取福利，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依靠国家福利。讽刺的是，Esping-Andersen恰恰忽略了自己提出的福利多元中的“家庭”。一个社会具有较高的“去商品化”程度并不意味着国家履行相对高的福利责任，而有可能是家庭(特别是女性)承担起了福利供给(Lewis，1992)。因此，Esping-Andersen(1999：45)后来多加一个社会权利的指标——“去家庭化”。它指“这样的一些政策，既能减轻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又能使个人独立于家庭或夫妻的互惠从而最大化地掌握经济资源”。

第三个维度是通过深描体制的历史发展，来解释各种体制之间的差异。根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Esping-Andersen(1990：29)把体制差异的原因归结于议会中权力结构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包括三个因素：阶级动员的本质(特别是工人阶级)，阶级—政治的结盟和体制制度化的历史影响。简单来讲，单纯用工人阶级运动这个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权利在各种体制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在议会中的结盟情况。另外，这个阶级—政治结盟不但一直被该体制的福利后果(去商品化和分层化)所强化，而且这个阶级—政治结盟反过来会通过其在议会中的主导作用来不断地巩固原来的福利体制。所以，每个福利体制既可以对外保持一定的自我特色，又可以对内以路径依赖的方式保持相对的稳定。

根据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去商品化、去家庭化和分层化)、历史发展这三个维度，Esping-Andersen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福利体制(表2)：自由主义(liberal)、保守主义(conservative)和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tic)。由于自由主义体制的去商品化程度最低，严重依赖于市场，因此创造了“社会二元主义”(social dualism)：依靠补缺型的公共福利和依靠私人或职业保险的两个阶层。与之相反，社会民主体制通过排斥私人供给，实行普惠型的福利金和服务来达到高程度的社会(性别)平等。保守主义体制则提倡工作单位、家庭和教堂的供给，国家则通过辅助而不是再分配的方式来保持阶层、身份和性别的区隔。

总的来说，Esping-Andersen的福利体制理论的长处在于弥补了传统福利国家理论的不足。第一个维度福利多元的提出使得学术分析更贴近实际情况，它承认西方国家在福利供给中其实可处于非中心的地位(“边缘”或“辅助”)。换句话来说，提供福利的主要责任有可能落在市场和家庭上。第二个维度不再把福利支出等同于福利后果。这是因为，福利后果是要研究社会权利的落实情况及其对社会分层化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暗含着对市场和家庭的福利供给的批判性思考。第三个维度指明路径依赖的解释作用，要求对某个福利体制进行历史的考察，尤其是议会民主里面的政治角力与整个体制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