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关”时代如何讲“中国故事”？
赵启正院长率团访问韩国时，韩联社在对他的专访中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梦如何给韩国带来机会？”韩联社注意到，赵启正曾经说，“中国梦”并不是自私的梦，中国的发展会给外国带来机会。
李捷在访问中也感觉到，相比改革对中国自身的改变，周边国家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发展能给它们带来哪些机遇。从这个角度去介绍中国改革的意义和“中国梦”时，交流就更加顺畅。
在出访前，赵启正参加了12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2013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如何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去讲中国故事，是当天讨论的议题之一。清华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公共外交要有创新能力，要有技术层面或者话语层面的创新。例如《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动画片，就是从听得懂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命题。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的国家公关时代。此后，一系列的战略公关计划浮出水面。2010年，中国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随后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政协外委会、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部门建立了跨部委的“公共外交部级联席机制”。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亮相。
今年9月的《求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中联部理论中心组撰写的文章，称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进一步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积极构建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等“立体式外交”工作格局。
在李捷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派出的这些中共代表团，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种“立体式外交”的一次尝试。
在柬埔寨访问的最后一天，李捷和团员们参加了四场活动，交流的对象从孔子学院学生到柬中友协代表，谈论的话题从中国改革到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时间转眼即逝，对方却意犹未尽，主持人只好宣布希望大家用电子邮件的方式继续提问，继续交流。李捷的名片夹里，收集了厚厚的一叠名片。“我希望能经常和这些朋友们进行沟通。”李捷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人所共知，没有必要遮掩”
在访问途中，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的公文包里，一直放着两本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列国志系列中的《老挝》和《柬埔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要增进交流效果，首先要了解对方。”李捷说。
北青报：如何在一个小时里给外国人讲清楚改革这样一个宏大主题？
李捷：首先是话语的转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背景，要把国内的表达方式转化成为访问国家的关切。比如中国为什么要继续改革，我们讲起来很简单，但他们可能并不理解。
北青报：您好像并不回避谈中国遇到的问题？
李捷：要客观。不仅对自己的发展成就要客观反映，对面临的问题也要有敢于应对的精神。我们面临的问题人所共知，没有必要去遮掩。而且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污染和雾霾。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上越来越有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北青报：以往的对外交流中，您认为海外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在哪里？
李捷：在政党制度上容易有误解。往往把我们一党执政理解为“独裁”。这就需要我们在介绍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把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及运作过程着力讲清楚，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讲清楚。这一次，我们详细介绍了协商民主制度及其发展前景，介绍了我们是如何把选举民主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起来的，引起对方的极大兴趣。
北青报：从您的发言提纲中能看到，您并没有局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这是为了在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交流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吗？
李捷：严格讲，意识形态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想躲也躲不过去。大家都知道你是中国共产党，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去强化意识形态，而是从国家、社会、人民层面上去讲共性的东西，讲我们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他们是相通的。这样一来，本来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和我们接触的人，会在听的过程中逐渐放松下来。这样就可以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双方可以进行更好的沟通。
北青报：这次访问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李捷：我没想到两国领导干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那么感兴趣，学习的愿望那么强烈。他们愿意向我们学习，希望派更多干部去学习中国经验。记得在和柬埔寨暹粒省人民党党员作交流时，暹粒省委主席开始和我说，他有另外一个重要会议，中间可能要离席一会儿。但后来，他一直没有离开，还不停地做笔记。本版文/本报记者刘一
三中全会海外解读团是怎样运作的？
成员都有谁？
解读团成员一般有5到6人。团长通常由部级或副部级领导干部担任，来自党政机关或者学术机构，有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善于沟通。其他成员则由参与过三中全会决定制定的起草组成员、相关领域专家和中联部工作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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