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5）

由此反观三百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则没有如此远见。他们看不到明末出现的满汉民族矛盾上升和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代特点，不是主动抓住而是机会主义式的透支性地反复挫伤崇祯向他们率先释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26]的和解政策。这种被毛泽东称之为“李闯式的流寇主义”[27]的作风，终使明王朝失去团结一致、共同抗清的历史机会，也使农民义军失去在共同对外的统一战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28]的历史机会。

毛泽东和李自成都对明史非常感兴趣

1628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上疏，建议在“辽东战事节节溃败，西南西陲又捉襟见肘，前后丧师失律，士马刍粮器械一时俱尽，封疆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当“严为之程，宽为之地，图之以渐，镇之一静”。对此，崇祯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29]1629年（崇祯二年），清军第一次入塞，长期的辽东患乱已升级为民族冲突的战火，同时黄土高原上的义军烽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崇祯在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务的官员）马懋才反映陕西情况上陈[30]中批示“本内宽恤事宜一并申敕行”[31]。1630年（崇祯三年）2月，义军攻宜川并围韩城，崇祯在巡按吴焕加急上报的材料上批评当地政府“以抚失宜”，要求他们“加意辑绥，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32]。8月崇祯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纯上疏中批复：“饥民啸从，由地方官失于抚戢”[33]。当月又批复礼科给事中张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抚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与申行。”[34]1631年正月，崇祯在文华殿召见辅臣九卿及各省朝觐监司时谈到三秦之乱时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35]4月崇祯向陕西参政刘嘉面授机宜时再次强调：“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抚之，不可纯剿。”[36]

与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祯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631年（崇祯四年）初，三边总督杨鹤以隆重仪式接受受到重创的陕西最具战斗力的神一魁起义军“归顺”，杨鹤授其守备官职，发降兵饥民印票，允其回乡。崇祯对此极为满意，赞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37]。为表示诚意，杨鹤下令官军都安营休息，非奉总督军令，不许妄杀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军处于完全自由的无约束的状态。杨鹤还向皇上申请帑银二万两，作为降丁的“续命之膏”[38]。

1633年（崇祯六年），金兵攻取旅顺。11月，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内的各部义军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在被接纳后，各部首领中的10多人[39]还“环跪泣请，惟命生死”[40]。然而，就在官军北向抗清之际，这些刚发过誓的人利用朝廷的优抚政策暗渡黄河，随后即再度反叛：攻克渑池县城后即向新安、洛阳进发。史载农民军“来则十余万，如飘风骤雨。卒难回避”[41]。湖广、陕西、四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