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7）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52]，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桢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

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义作风产生政治危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53]毛泽东注意到李自成无原则的“流寇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批评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买马”和“招降纳叛”的流寇作风，强调说：“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环境所不许可。”[54]

三、经验与教训

作为失败者崇祯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作为胜利者李自成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则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结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这一年份的特点，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55]。温故可以知新，时隔60多年后，我们重温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后事件，会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体会和新的总结。

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风雨中飘摇的明政权，崇祯自我解脱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56]明末“亡国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责任；在后者中，今天再看，明末农民军不能认清矛盾的时代变化，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没有与崇祯捐弃前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是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甲申年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关键原因。

有比较意义的是，尽管崇祯和三百年后的蒋介石都主张的“安内方可攘外”，但在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57]，而蒋介石则正好相反。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与蒋介石比较，崇祯更能从政治的高度，以极宽广的胸怀看待抗清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只是不逢天时，崇祯面对的是李自成这样具有浓重“流寇主义”情结的农民武装，这使他的抗清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进。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毛泽东，在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际，他却能迅速抓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造成的历史机遇，逼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此相反，三个世纪前的李自成则因其反复透支性诈用崇祯的阶级和解政策，致使双方愈挫愈奋，内耗日深并最终在“两者不肯相舍”的厮杀中于明末甲申年（1644年）为清人“得而并禽之”[58]。

鉴于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