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花儿（3）

花儿会

 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盛况空前的花儿会，自农历四月山花烂漫时相继开始，身着各民族盛装的歌手们携情侣，带酒食，三五成群，边饮美酒边赛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成了花儿的海洋。民和县峡门花儿会 历史悠久。每年五月端阳节在满山遍布眼眼清泉的乱泉滩举行。人们头戴杨柳帽，手提节日饭，痛饮清泉水，放声唱花儿，别是一番情趣。 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 每年农历六月十四至十六日举办，十五日是高峰。歌手们一边领略瞿昙寺胜景，一边引吭高歌，心情格外激动，歌声格外动听。五峰山花儿会 于农历六月六日在素有“风景胜地”之称的五峰山澄花泉边举行。

花儿会

大通县六月六的老爷山花儿会则又以演唱源于藏族的“长寿令儿”的花儿见长，这里峰回路转。林木葱笼，悠悠白云上飘荡着声声花儿，一片诗情画意。此外，丹麻花儿会在农历六月十五至十七日举行。十分有趣的是，各地的花儿会，不仅风情各异，而且都和特别美丽而动听的传说，独特的习俗连结在一起。欲知花儿事，想观花儿情，还是亲临其境去感受花儿的海洋吧！

 “花儿”的历史 

 早期的“花儿”研究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歌手们在唱花儿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在甘肃做地质调查时记录整理的30首“花儿”歌词，1925年发表于《歌谣周刊》，题目叫《甘肃的歌谣——“花儿”》。这是“花儿”在全国文学中首次出现。 著名音乐家王云阶1943年记录发表的《山丹花》是中国第一首“花儿”曲谱。王云阶是当时中国最高音乐学府——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他在青海东部农业区进行教学和音乐采风时，找到撒拉族“花儿”女歌手哈图玛，记录下《山丹花》曲调，谱成曲发表在他主编的《青海民国日报》《乐艺》音乐副刊上，避免了像《诗经》那样只记词不记曲、后人难以演唱的遗憾。

作为“花儿”研究专著出版的，是榆中人张亚雄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花儿集》。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在近10年的岁月中，张亚雄对征集到的3000多首“花儿”，精选了600余首加以整理，其中的《抗日少年》12首，用民歌形式激励人民抗战到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在2004年第三期《音乐研究》上撰文赞誉其“对于日后成为民俗学、音乐学界‘显学’的‘花儿’研究来说，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1944年至1947年张亚雄住在西宁。他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山野，将一些优美的“花儿”记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入了不少新内容。1990年，著名音乐家江定仙教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往甘肃考察，回京后写成钢琴组曲《甘肃行》：（1.走廊；2.花儿；3.阳关），从地理、风情、历史对比三种角度表现，其中的“花儿”是从旧作中移来的，极富特色。收入1992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江定仙作品集》中。 

 发展和保护

“花儿”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大潮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渗透，使原始古朴的“花儿”生存空间正面临着萎缩。“花儿”就是从农田和山野里练出来的，一些唱得好的人被称为“花儿把式”，都是经过多年劳作、放牧期间跟随大人学唱，熟悉掌握了曲调，而后自己才能即兴编词对唱或领唱。现在最有利于花儿成长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逐渐被打破，不少小伙子和姑娘已经不满足原有的生存方式，纷纷离开家乡寻找赚钱的机会和新的生活梦想，因此真正热爱“花儿”并能为此付出努力的传唱把式也就不多见了。

上山漫花儿

岷县“花儿”传承的中坚力量，也是被省民协命名为“甘肃省花儿歌手”的有41人，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可观的，像董明巧、刘国成、刘尕文、郎雪慧、白绪娥、姜照娃等一批“花儿”歌手，大多年龄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不识字，文化程度低。这一批歌手成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家庭生活困难，没有机会读书，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锻炼成长为“花儿”歌手。相对而言，出生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小伙子大都走进了学校，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学习“花儿”，而校园文化和流行歌曲等新兴的娱乐活动也在弱化着“花儿”对年轻一代的熏陶 。保护“花儿”传承人，扶持著名“花儿”歌手，对传承人的确认和保护，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