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冲突可能性50%
今年正值一战爆发100周年。最近日本媒体关于中日存在偶发冲突可能性的报道增多。在2014年,这种危险存在。这是今年中日关系最糟糕的情况。这种冲突,只对少数个人及利益集团有利,对两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2014年,中日关系会是否更加恶化,取决于东亚地区存在的两种秩序——即战后秩序与冷战秩序的相互调整、平衡。我们知道,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战后秩序启动,在国际及日本国内对安倍政权的挑战发出遏制信号。这一秩序既包括战中战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建构的东亚基本规则,也包括该地区国家内部的法律、政治制度。事实表明,这一秩序仍然发挥规制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还存在冷战秩序,例如美日安保条约仍存在,对中国崛起具有遏制因素。如何发挥战后秩序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作用,消除抑制冷战秩序的影响是观察分析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战后秩序是否可以抑制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我认为成功机会为一半。
当然分析预测中日关系未来发展,中日两国国内因素也相当重要。两国均存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当前中国民族主义来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而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背景来自于对日本经济长期萧条造成的焦虑及中国崛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个人、利益集团利用民族主义挑起中日对立。2014年,要聚焦这些个人、利益集团的行动。
安倍1日在新年贺词中称“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强大的日本能够回归吗?现在还看不到自民党内部或其他政党存在安倍有力的挑战者。但即使新的一年日本运用金融财政政策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因人口老龄化、少子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制度已经成熟,日本无法重温上世纪高速增长的历史。全球力量转移不断倾向亚洲,转向新兴国家。中国、东盟、印度等崛起步伐大势不会改变。许多学者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可维持一个稳定、分配相对平等的经济体制,但从经济规模来看,日本将成中等国家,无法对美国承担更多义务,也无法兑现过多国际承诺。(作者刘迪是知名旅日学者)
改革理论在实践中磨合
我对2014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并充满信心,但是必须明白,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的问题,有的理论风险依然存在,伴随着政策上的风险。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显然是一个大胆的进步。然而,“市场决定论”的前提是我们的市场所有制性质,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属于市场所有制的市场,才可能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企业所有制是以国有制为主导,并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关联十分密切,在这个大背景下,实现真正意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难度会很大。这个矛盾不解决,又会导致顶层设计和市场实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妥善解决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协调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今年面临的政策风险就是如何掌握好城镇化进度。从某种程度而言,城镇化就是就业化,而就业又离不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工业化和以往发生质的变化:大工业搬离了大城市,城市随着工业走的发展历程已经改变。中国必须适应新的发展模式,提出符合中国式城镇化道路。
2014年必须关注金融业的深层次危机的爆发。互联网金融在去年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不是银行,不能也不应该取代银行的作用。互联网的支付宝、余额宝只是便捷支付和结算的工具而已,不能过高估计其对金融改革的价值,其内在巨大风险必须置于央行监管之下。有些企业的大股东为外国投资方,如果他们掌控中国支付人的信息,肯定不是简单的金融安全问题了。设想外资随时撤资,会对支付宝等工具产生摧毁性破坏。我们不能不防。
总之,2014年是检验理论和实践的关键一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认真对待新理论,新问题,新实践。(作者刘志勤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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