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的新特征：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

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却成为一个颇有沉重感的话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强有力的阻碍。各项改革已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

“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

在中国各地稍作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长后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发展的势头和市场成长的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中小城镇，还是不少农村地区，建设场景给人印象深刻。

但来自资源、环境以及其它矛盾的制约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打击大半个中国，某些地方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不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演变为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些经济体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经历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筷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等特征。

“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8%的区间是大概率。

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等。

不过，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

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的兴利除弊效应)。

使这些红利能够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变为现实。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以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活力，必须在改革中更多地贡献“正能量”。至于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资体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亦实在不可回避。

一旦上述下行因素与上行因素对冲，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是今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经济实现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长与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