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粮食安全警钟（2）

资本垄断与农资安全

在农资的生产和流通方面，外资垄断严重威胁了我国农资生产、技术研发、流通和价格的自主性。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种子需求国之一，也是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我国商品化的种子用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0%。有调研发现，目前跨国种业巨头正加快在中国布局。尽管国家设立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审批和登记管理的规定》等条款，明确要求中外合资的种子企业，中方投资比例应大于50%，由中方控股，但由于育种核心技术和品种权都没进入合资企业，中方即便占有50%以上的股份，对品种也没有实际的控制权。外资种子已经占据了玉米种子市场10%的份额，而在我国粮仓黑龙江省，外资玉米种子，如“德美亚1号”和“先玉335”，已经占种植面积的15%。

在农药问题上，统计显示，我国农作物主产区进口农药的市场占有率已达30%。世界农药企业20强大都已在我国建立了公司或办事机构。其中来自欧美的6家跨国农药巨头不仅占据了80%~85%的全球市场，也是中国农药市场上主要的外资供应商。在中外合资的农药企业中，核心技术部分不为合资企业掌控，中国企业仅仅是廉价的加工厂，并承担高昂的环保成本。这种状况不仅仅影响中国的农资市场，而且对中国整个农药产业链构成威胁，使中国农药在技术上和价格上都失去自主性。

2013年，在水稻虫害防治上，外资农药的市场销售份额已占到我国市场的三成，在水稻和小麦的草害防治上，也已呈现被外资农药主导的局面。有些水稻主产区，90%的除草剂市场都被孟山都的农达占领。这些外资农药价格年年上调，导致农民用药成本越来越高。

没有农资安全，就不会有真正的粮食安全。为了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农资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应当保证它对生态环境、农产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在可控范围内；在农资生产和流通方面，应当保证我国农资自给自足，具有自主性。

转基因会增产吗？

所谓转基因作物的一大“优势”就是增产，然而，转基因农业技术应用17年的实践证明，这个优势是否存在还要打个问号。

从1996年开始，北美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大豆、小麦和油菜，西欧则坚持使用常规品种。国际研究发现，北美的粮食产量有增加，但增幅小于西欧。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常规大豆品种低5%~10%。在我国，黄季焜等人2005年基于几十户农户的实验表明，与常规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增产为6%~9%；根据一般良种推广经验，大面积种植时增产幅度可能有所下降。1998年至2003年，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的团队研发的把传统地方品种和杂交水稻混栽的技术，可使农药使用减少80%以上，杂交稻增产6.74%~9.39%，传统水稻增产61.6%~117.4%。可见，转基因没有不可替代的增产优势。

在转基因作物抗虫方面，非洲生物安全中心调研发现，在南非引入商业种植15年后，孟山都的BT玉米MON810遭遇惨败，大量昆虫显示出抗药性，由于虫害，有些农场减产10%~50%。阿根廷也是最早转向转基因农业的国家之一，结果同样出现了昆虫的抗药性。在中国，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种植的第四年之后，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3倍，随着昆虫的抗药性增强，农药施用量也增加。长期来看，与常规作物相比，种植转基因作物并没有减少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

总起来说，几十年来的粮食体系市场化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粮食的定位，粮食不能被单一地定位为商品，粮食生产和流通体系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大众健康和生态可持续性。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具有多功能性和多重价值，承载着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包括物种安全）、历史、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和多样性。粮食经济不是单一的商品经济，而应是民生经济、公共经济、生态经济、道德经济、自主经济、可持续经济。这也应该成为《粮食法》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