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与朱启钤一生的干练务实是一致的。朱启钤从一个清政府的八品官步入仕途,历经清光绪、宣统时期,直至民国初年任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到了极点。“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曹聚仁语)。主要还在于朱启钤的勤勉好学,办事干练,为人机警,通权达变,以及他的一腔爱国热情上。而纵观朱启钤一生,他的辉煌并不在仕途上,其功绩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方面。
一是兴办实业,振兴社会经济。朱启钤离开政界之后于1921年游历欧、美,归国后,接任濒临倒闭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位,使该矿起死回生,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办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以民营资本形式投资的远洋船运公司。解放初,有九艘轮船滞留香港,朱启钤号召起义归来,成为新中国远洋船运事业的基础力量之一。
二是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培养古建筑研究人才。1929年,朱启钤自费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亲任社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建筑遗产为宗旨的民间团体。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梁启雄、单士元等都是中国一流的古建专家学者。朱启钤亲自组织出版了《贵阳甲秀楼建筑调查纪略》等30多种古建专著,极大地推动了古建筑学的深入研究。
三是亲自主持对北京城区的改造,为北京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14年,担任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坦工程呈》,不久获得批准,从此拉开对旧北京城的改造,直到解放初,扩建天安门广场和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为此提出三条建议:一、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华表在庚子年(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底座缠有钢箍,移动时须小心谨慎;三、广场上的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而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花墙是为与东交民巷外国练兵场隔绝,在改建新华门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人民政府采纳了上述建议。朱启钤对北京城的改造,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开发建设北戴河。1916年,朱启钤首次亲临北戴河,深感北戴河开发建设混乱无绪,各外国列强企图霸占海滨。于是,朱启钤号召在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1917年8月10日,公益会成立,朱启钤被推为会长。公益会的宗旨是统筹北戴河的地方公益事业,统一领导、规划、管理北戴河的开发与建设。从1918年至1932年的15年中,朱启钤领导的公益会重点致力于北戴河的交通、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对慈善事业、公共捐助、土地调查、保护风景古迹的管理力度。如今的北戴河早已成为避暑胜地,朱启钤功不可没。
朱启钤在任内务总长时,曾支持参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历史性错误。袁世凯死后,为此他遭通缉,直至1918年2月4日,代总统冯国璋才取消了通缉令。从此他决心摈弃官场,走自己的路,如下事是以说明朱启钤弃官的决心:1918年8月,朱启钤获选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1919年,他应徐世昌总统之邀出任南北和谈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即隐居天津;1921年,他作为徐世昌总统私人代表赴法国,代徐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旅欧期间,他捐巨款支持周恩来等勤工俭学学生,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出了贡献;1930年,张学良委他为北平市市长,他坚决不就任;抗日战争时期,他拒绝汉奸江朝中、王克敏等人的利诱、拉拢直至威胁,保持了民族气节。
朱启钤利国利民的所作所为,崇高坚毅的人格魅力实在令后人景仰,这是贵阳人的骄傲。每当春节来临时,我们总会想起这位可钦可佩的历史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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