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与春节

大年初一，古人称为“元旦”，又称“三元”或“三朝”，都因为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年、季、月都从正月初一这天为起始。一元复苏，万物更新，既有收获的喜悦，更有对未来的企盼，故而过年成了中国人最盛大最古老的传统节日。而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才是近100年的事，创造“春节”这一称谓的正是开阳人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年）贵州紫江两流泉（今开阳县双流镇）人，字桂辛，号蠖园。举人出身，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1904年（光绪三十年）任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部监，东三省蒙古事务督办，津浦铁路督办等。1912年至1915年，连任袁世凯政府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未到任）。

那么，这位民国要员与春节有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历史的变迁说起。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彻底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目的是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黄帝纪元”是一种以传说中黄帝诞生年为元年的纪年法，现在台湾地区仍在实行这种纪年法。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责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主张废除农历的大年。《历书令》刚颁发不久，时局发生变化，孙中山让出最高权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之初，还表示遵循孙中山的一切政令，包括继续推行新历。于是，在国内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以耶稣诞生年为元年，亦称公历，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的农历体系，人们按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社会生活。袁世凯终究是有野心的，“遵循孙中山的一切政令”，是暂时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另搞一套是必然的。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朱启钤的肩上。

1914年1月，担任民国政府（亦称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在致袁大总统的《定四季节假呈》中写道：

“窃自新邦肇造，阳历纪元，所以利国际之交，通定会计之年度，垂为令甲昭示来兹。但乘时布令当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应从社会之习惯。故日本维新以来，改正历法推行，以渐民间风俗所关，悉属因仍未改春秋佳日，举国嬉嬉，或修祓禊，或隆报飨岁，时景物尤见唐风，良以征引故事，点缀承平。不但资生计之节宣，且助精神之活泼。我国旧俗，每于四时令节，游观祈献，比户同风，固作息之常情，亦张弛之至道。本部征采风俗，衡度民时，以为对于此类习惯，警察官吏未便加以干涉。即应明白规定，俾有率循。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本部为顺从民意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呈请大总统鉴核施行。（引自《紫江朱氏家承·蠖园文存》）。

袁世凯在接此呈文后，只批准“元旦为春节”，于是，传统农历新年岁首第一天正式易名为“春节”，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朱启钤在拟定“春节”这一件事情上，不难看出其用心之良苦，一边是孙中山已颁布的《历书令》，要将国人的新年全盘西化，一边是袁世凯的完全复古，为他做洪宪皇帝作铺垫，一个是在野的，一个是执政的，作为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并没有一边倒，他经过认真思考，并结合自己1907做东三省蒙古事务督办时，在日本的实地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之所以“举国嬉嬉，或修祓禊，或隆报飨岁，时景物尤具唐风”，举国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原因就是“未改春秋佳日”，况且“固作息之常情，亦张弛之至道”，警察官吏都不能加以干涉。言之凿凿，入情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