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范式提升党史研究

从20世纪初梁启超号召史学革命以来，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一直都是史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标志。然而，一直以来，革命史研究范式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难以拓展，这可能与其学科属性至今仍然存在属于政治学还是属于历史学之争有关。

针对这种状况，1990年代以来，张静如号召大力加强中共党史学和中共党史学史研究，并且率先推出了《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专门探讨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建设基本问题的重要论著。近年来，李金铮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可谓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可喜成果。

何谓“新革命史”？“新革命史”和传统革命史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新革命史”固然是相对传统革命史而言，但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否定的颠覆式关系，而是在汲取传统革命史研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主要是通过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比如采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以及注重中共革命史与中国“大乡村史”的连接等，从而将中共革命史和现代乡村史结合起来，从革命和社会、国家政权和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用社会史、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重新探讨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艰难曲折的复杂历程。“新革命史”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共革命史，而是针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只不过是更多地以中共革命史作为具体范例来加以阐述而已。这是由于中共革命史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最大，更多的人研究的也是中共革命史，所以，这一理念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更有意义。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在整体和宏观研究上，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仍然有其独特优势，并非明日黄花。

“新革命史”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继承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突出其政治意义，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则有所忽略。其主要弊端在于过于简单地采用“政策—效果”模式进行研究。即在传统革命史研究视域内，比如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积极性提高的三步曲。因为中共政权力量的强大，大多数学者可能会有这样不言而喻的认识，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的领导方针和农民对革命的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考之历史事实，中共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亦即民间社会、广大民众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角色，中共革命政策与方针的贯彻实施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中共的政策法令与具体实践、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由此可见，既往研究在无意中忽略了共产党遇到的困难、障碍和教训，在客观上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新革命史”为中共党史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构架，并进而为阐释中共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提供了更为翔实可靠的论证和说明。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