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切实转变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省委八届六次全会提出，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转向更加注重人民得到实惠；从牺牲环境的发展转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转向更加依靠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从城乡分割、区域分割转向城乡统筹、“四化”同步，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四大转变”为我省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省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历史新阶段。

转变发展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的迫切需要

强调转变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基于对历史发展新阶段、新形势的理性判断和正确认识。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0多美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上世纪80年代加快发展的浪潮中，河北与沿海发达省份的差距逐步拉大，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经济强省”目标为引领。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速，曾是衡量“强省”的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化到了从资源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生态环境恶化。改革开放之初，“环境是生产力”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许多地方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依靠牺牲生态环境来加快发展的道路。调查结果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大气污染更是有目共睹，在全国重点监测的74个城市中，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河北占一半以上。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发展已触及到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二是产能过剩。河北粗钢产量从2006年的0.9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1.8亿吨，6年翻了一番，而市场由此前供不应求的“短缺”态势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态势，吨钢利润逐年下滑。与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产能过剩不同，我国这一轮产能过剩是在大多数重要产品达到或接近历史需求峰值的情况下出现的，因而具有长期过剩的特点。显然，以“一钢独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必须改变，否则河北将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三是生产要素供给形势日益严峻。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来支撑的。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依存度已上升至警戒线，土地、电力日益短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生产成本日益攀升，这些现象表明，当前发展的外部条件已发生质的变化，资源、环境和市场三大壁垒使得以往依靠低成本高消耗进行数量扩张的模式走到了尽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转变。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把握河北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省委八届六次全会提出走绿色崛起之路，建设全面小康的河北、富裕殷实的河北、山清水秀的河北。这一奋斗目标，体现中央精神，顺应人民期盼，体现了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强烈共识。

转变发展指导思想的难点在于打破认知性锁定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要打破固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首先就须打破固有的发展观念。总结经济发展史，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常性的“微调”，一类是革命性的剧变。前者依靠市场力量就可以自发地解决，而后者则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识与互动。当处于大规模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上时，影响转型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于人们的认知性锁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上世纪60年代，世界第三次革命浪潮导致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剧变，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等老工业区纷纷陷入衰退。起初，无论是当地政府、煤钢集团的经营者还是工人，都认为衰退是暂时的，因而把重心放在对老企业的改造上。然而，这种改造收效甚微。到80年代中期，当意识到传统工业的萧条不是简单的经济循环，而是信息技术革命后一种经济结构变迁的基本趋势之后，鲁尔区才开始实施以进攻为特征的产业重建措施。经济学家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鲁尔工业区陷入“锁定”的原因，认为曾经高度专业化带来的辉煌容易导致区域内企业和相关机构的盲目自大和“学习惰性”，他们不愿意关注区域外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同时，为了确保既得利益，特意设置各种制度壁垒，阻止新的企业进入（政治性锁定），从而导致区域内认知结构、认知能力的高度同质化（认知性锁定），区域产业技术的僵化和产品的同构化（功能性锁定），最终致使老工业区走向封闭僵化，陷入消极的“锁定”。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性锁定，正是老工业区衰落的根源。

早在5年前，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就敏锐地感受到了发展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腾笼换鸟”。这种脱胎换骨式的转变，自然免不了引发争议甚至反弹。但从效果来看，广东5年淘汰关停了7万多家企业，随后3万家企业新生，如今不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发展层次上了新台阶，后劲倍增。广东的结构转型远未结束，其进一步提出不但要“腾笼换鸟”，而且要“凤凰涅槃”。当前，我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也已到来，走绿色崛起之路，建设全面小康的河北、富裕殷实的河北、山清水秀的河北，必须强力打破认知性锁定，树立“早转早主动”的观念，将认识统一到“转型升级、绿色崛起”这一主旋律上来。

依靠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变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快慢的因素有两类：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而决定人的行为的，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二是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三是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在于制度与观念。过去我们坚持“有什么发展什么”的思维逻辑，依据的是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之中，尤以投资拉动见效最快。于是，各地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忽视了投资质量和结构效益，忽视了增长动力的转变。从反映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人均生产总值来看，河北长期在全国排第11位，然而从2008年之后这一排位呈逐年下滑趋势。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投资拉动增长的传统模式遭遇到一系列瓶颈，而对科技教育和人的长线投资不足导致创新能力缺乏，结果必然是缺乏发展后劲。

依靠后发优势，凭借知识的增长实现技术跨越，是我省弥补创新资源短板的捷径。首都北京的科技、教育、人才和信息资源优势是全国独有的，特别是中关村近年来有大量的研发成果乃至科技企业总部向外扩散转移。对我省来说，树立开放思维和系统思维，利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首都经济圈的机遇，利用高铁修通后“一小时经济圈”的同城效应，全方位引进和利用京津的人才和智力资源，完全有可能释放出更强的后发优势，走上创新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是河北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必由之路。作为京畿大省，长期以来我省各级政府主导经济生活的思维和习惯根深蒂固，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经济行为总是不放心、不放手，习惯于搞审批，结果是扼制了市场创新和经济活力。推动绿色崛起，激发创新活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加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一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强化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各类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