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贪官忏悔录带来的警示（4）

贪官泪写“忏悔录”，是救赎还是作秀？

近年来，贪官“忏悔录”越来越有“高产高质”的势头。洋洋洒洒的忏悔书中，既有鲜活生动的事例、纠结挣扎的心理诠释，又有在位时的战战兢兢、落马后的痛苦不迭。有的忏悔书写很有文采，感情“真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儿”、“对不起党和组织的培养”必不可少。试问，一边是骇人的贪腐数字，一边是“高大上”的“忏悔录”，这到底是救赎还是作秀？

“腐由心内生，败自细微起。”无需多言，任何一个贪腐官员都是在犹豫和徘徊后，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归路”。回溯陆洪来的贪腐轨迹，其主要就是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租用、征用土地等方面，为相关企业及个人谋取利益，收受钱财。如果不是自身禁不住诱惑，又怎能坠入贪腐的深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大讲特讲自己的“辛酸史”，大讲特讲自己如何想忏悔，用那些所谓的“本质不坏论”、“出身贫苦论”、“环境使然论”等欲盖弥彰，根本不可能抹杀掉其恶劣的罪行。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不应该被贪官们假惺惺的眼泪所蒙蔽，而法律也更不必对一纸忏悔书大发慈悲。从落马官员的“忏悔泪”中，我们更要应看到那是警钟，需要我们反思和警醒。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各级官员一定要坚守住底线，坚决不触碰红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定信念不动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奉劝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记住一句话：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贪。

【启示与思考】

“一念之差，一墙之隔。”贪官忏悔，往往是表功忆苦加感恩。情到深处，潸然难禁。对公众而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年颐指气使，今日狼狈不堪，难免令人心生同情。只是，感情无法代替理性，作奸犯科如果可以用深度忏悔一笔勾销，法律还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仰与敬畏？

求生或避险，是人之本能。也许忏悔发乎真情，但也不排除有人将之视为减刑的“加时赛”。看看贪官忏悔的“醉翁之意”，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大多还是为了“早日继续为国家做贡献”。数年前，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因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院开审。在庭审中，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一次改过机会。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刊发的原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多处雷同，涉嫌抄袭。人性复杂，世事纷纭，忏悔是真是假，显然不是一眼即知的事情。

贪官不是法盲，大多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若说真心忏悔，为何个个等到东窗事发后才醍醐灌顶？若说诚意悔过，为何无人请求法庭重判、以刑谢罪？

贪官忏悔，意在减刑。这样的忏悔，更多的是“技术手段”，而非情感增量。道理不复杂，因为悔罪表现在刑法理论上，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进入审理后，如果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又不悔改，自然只会重判。当然，一些忏悔书字里行间确有真情流露，也正因如此，其仍具有警示价值。面对贪官的忏悔书，也许必须从三个维度考量：一者，法律当恪守事实与真相的标准，不为“感情”所蛊惑，罪刑法定、罪责相当；二是忏悔书固然是警醒，但司法对贪腐行为的严惩，比忏悔要更有震慑意义；三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日庭上放低姿态，不如为官时慎独自律。

吏治为治国之本。贪腐不清，民怨难平。好在自2013年始，中国反腐进程快马加鞭，来自中纪委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违法违纪线索，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从中纪委查处的落马官员密度和速度上看，可称近三十年之最。贪官忏悔，影响不了法治中国的进程。但历数各种忏悔信，读懂“环境使然”的弦外之音，以更严密的制度笼子管控好公权，也就不至于贪官在忏悔时总要含沙射影怪罪于监管不严。

中国有句老话，奉法者强则国强。近日闭幕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更强调，政法工作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近期，人民网人民微博推出一款“打贪腐”网络小游戏，一经上线便引发了网友们的热捧，短短一周时间，该款游戏的玩家已达到20万人次。凡此种种，都说明“治贪”已成共识。面对贪官的忏悔书，也许我们还是要谨记一点：反腐再给力，毕竟是事后救济；整饬官风，才是源头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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