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破解现代化“后发劣势”（2）

二是资源、环境、科技、人才等发展要素约束加大。在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上，它们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能源和原材料，从未考虑什么环境保护的义务。同时，其科技、人才力量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亦成为其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推手。而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这些重要的发展要素和西方国家相比则几乎全处于绝对劣势。虽然中东和拉美一些国家有比较丰富的石油，但其资源构成比较单一，不可能再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那样集天下资源为己用。更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面对能源日益短缺的局面、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两难。在科技领域，西方国家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和关键技术，设置不合理的商业惯例条款，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发展中国家在科教方面的普遍落后，使得许多本国的尖端人才为寻求更好的科研环境而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这就使其人才匮乏的情况更加严重。

三是资金缺乏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必须的资金。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流向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1.77万亿美元中，1.1万亿美元投向了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但2011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仍然超过发展中国家。而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分布又极不均衡；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国家财力长期不足。受制于资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其投资环境较差，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前述三个方面的“后发劣势”，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并将长期面对的现代化难题。只有中国道路，才是最有效打破这三大“后发劣势”的现实选择。

首先，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能够有力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方面合理运用国际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去年中国同欧盟关于光伏产品的一系列谈判，充分表明中国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愿望和实力。可以说，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机会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其次，中国道路能够有效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更有力地打破发展瓶颈。在中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就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认识，是实践中的“国家行动”，对破除发展要素约束的有效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在科技和人才方面，中国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和尖端科技上实现攻关、更好地培养国家所需的应用型人才。神舟飞船的上天、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优势的直接体现。2011年，中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67万人，居世界首位。

第三，中国重视储蓄的民族传统和强大的国家财力，能够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难题。中国人素有崇尚节俭、重视储蓄的传统，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对缓解发展资金不足、推动经济起飞有着巨大的作用。此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税收的激增，以及中国政府对土地等最重要资源的掌控，使中国拥有雄厚的国家财力，2012年财政收入达到人民币11.72万亿元。这就使中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办成其他国家很难办成的国计民生的大事。

中国道路的这些发展优势，使其现代化不仅受惠于眼前，更有利于长远。它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提供了较为清晰和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三、中国道路成功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两难命题

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一直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命题。

一是“发展”与“稳定”的两难。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又反制经济增长。这种“发展”与“稳定”难以兼容的局面，源于现代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变化对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成的强大冲击。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频频遭遇宗教冲突、社会动荡，严重干扰或打断其现代化进程，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二是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两难。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的代价，往往是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西方国家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为诱饵，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政治和经济政策受到西方左右，经济命脉为西方所控制，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被动一环。拉美国家经济长期依赖外资，结果一旦外资撤走，本国经济就面临崩溃。

在那些较大型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同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内政治稳定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