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球经济外交的重要动向

经济外交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概念，据学界考证，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日本岸信介政府首先提出的。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难以施为，便在经济上大做文章以拓展外交空间。这一概念迄今无权威和统一的定义，但粗略说来，国际交往中，以经济手段达到外交目的，以外交手段达到经济目的，抑或二者兼具，均可纳入经济外交范畴。

自古有邦国即有外交，有外交其实即含有经济外交的成分，中国远追春秋管仲，西方直溯希腊罗马。但现代意义的经济外交，公认始自民族国家崛起之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经典案例。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迅猛推进，各国普遍转向经济层面的竞争，日益注重以外交促经济促发展。2013年中欧光伏争端的和解，领导人亲自推动的经济外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第5年，各个领域的国际竞争都在加剧，经济外交高度活跃。从全球层面来看，经济外交的竞合博弈正在“升级换代”，手段与目的都在跨界、融合，而最富经济活力和政治复杂性的亚太地区，已成经济外交的最前沿。这一趋势在未来数年将更加清晰。

2013年多国经济外交强势出击

2013年的全球经济外交，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多国强化了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合博弈中，经济外交与安全、政治、军事等议题的互动更密切，全球经济外交更加借重金砖机制、G20峰会等多边平台，更多元、更宽广。

2013年1月底，约翰克里被提名为美国新任国务卿。他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阐述其未来4年外交构想时，断然宣称“经济政策即外交政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仅仅定义为无人机和军事部署，全世界都在竞争资源和市场，美国如果不愿投入这些领域，只会自我削弱。美智库亚洲学会当即把克里的表态称为“外交新思路”。

2013年是俄罗斯“入世”元年。据俄外交部外交学院教授马克 奈马克撰文介绍，克里姆林宫在2013年外交构想中，首次把俄外交政策的经济方面概括和具体表示为“经济外交”，并提出新的目标——巩固俄在欧洲与亚太经贸联系中关键的过境国地位，新的重大地缘政治措施——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岁末，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与欧盟“拔河”成功，经济外交告捷。

梳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一年来的出访路线图，不难看出，经济外交和围堵中国是其主要着力点。2013年4月访问俄罗斯和中东时，安倍就盯住日本的能源稳定供给与核电和医疗技术出口，期望打响“经济外交的第一发炮弹”。为围堵中国，安倍游走东南亚，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对东盟大把大把撒钱”。仅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安倍便宣布今后5年内将为东盟提供总值2万亿日元经援，另与东盟十国均签署了投资协议。日本《朝日新闻》说，安倍“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但能否给日本带来实惠，却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显然已摆出在东南亚地区全力进行经济外交的姿态，并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确定位为中国。

2013年11月底，加拿大政府向外交人员发布新训令，主题词即为经济外交，要求所有驻外人员以推动国家商业利益为第一优先要务，重中之重是改善加拿大在新兴市场贸易及投资的不足，5年内将在中国、印度及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小企业数目增加一倍。加国际贸易部长法斯特说，如果这一五年计划成功，加拿大能创造4万个与外销有关的新工作。

2013年英法经济外交的“王牌亮点”也在亚太，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法国总统奥朗德2012年上台不久就宣布，经济外交是法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他2013年2月访问印度时，力促印度向法购买126架“阵风”战斗机的谈判，并谈成了法国为印度军队研发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合作协议。两个月后，奥朗德又“带了整整一飞机的商人”访华，促成民用核能和航空等领域一系列合作。

卡梅伦也在2013年2月展开任内对印度的第二次访问，努力扩大对印投资渠道，试图构建英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特殊关系”。12月初，他又率上任以来最大出访团组来到中国，携投资、金融、司法等领域合作文件与经贸大单满载而归。

一年来，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外交成绩斐然，仅与各国达成的合作协议就多达近800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合作倡议，成功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