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政治”如何走出低度民主的“怪圈” （2）

●《中国青年报》：最近乌克兰反对派还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推翻了十几座“列宁像”，网上有一些声音为此叫好。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不是违法行为吗？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为砸“列宁像”这种行为叫好，很多人还是出于一种“投射心态”吧。如果这种打砸行为蔓延、扩散并且也适用到自己这个派别的象征性符号身上，大家未必就都会叫好了。当年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到处打砸抢，今天我们会为之叫好吗？那么，我们能说“打砸抢是不是好事取决于打砸抢谁”吗？这种“特殊论”的思维不是法治精神，事实上它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一个行为能否推演成一个规则，也是我们从伦理上对它作出判断的常用标准。

●《中国青年报》：发端于“街头政治”的乌克兰事件，现在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况。有人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乌克兰反对派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对此你怎么看？

刘瑜：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首先，当这种“斗争”的后果不仅仅是赶跑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撕裂、民众的撕裂时，这个斗争就没有胜利者可言。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社会的裂痕并没有因为这场斗争而缩小，反而是加大了，加大到甚至战争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是民主的胜利吗？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今天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其后果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呈现。以“一个回合”来论断政治发展的好坏，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尺度。

其次，我刚才说了，民主体制最基本的两个东西，一是“代表性”，二是“协商机制”，一个政治局面是否是民主的胜利，要看它是否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协商程度。从这两点看，我不认为目前乌克兰的局面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中国青年报》：可是，“街头政治”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不可避免。这种表达诉求的方式，能否帮助一个国家的民主更趋成熟？

刘瑜：还是我刚才说的，“街头政治”是否能够成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有益因素，取决于当事者如何运用它。是将它与民主的“体制内”机制相结合，还是绕过甚至取代、打破那些民主的“体制内”机制？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也是“街头政治”，今天美国也还在不断发生着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等“街头政治”，但是除了其中的个别因素，大多数参与街头运动的人并没有说，让“街头的声音”取代选举结果、取代议会讨论、取代法院判决吧，他们只是说，让我们“街头的声音”流向议会、流向总统和官僚机构、流向法院。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政治往往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

但是不幸的是，目前在很多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它是以“街头政治”来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推翻程序政治、推翻宪政秩序。这时候的街头政治不但不是民主的，甚至可能是反民主的。泰国、埃及、乌克兰发生的事情，都或多或少有这个特点。这种情况下，街头政治不但不能促进民主稳固化和成熟化，反而可能破坏民主，从而造成民主刚建立就被“街头政治”推翻的恶性循环。比如乌克兰，1990年左右算第一次革命，2004年算第二次革命，2014年又第三次革命了。比如泰国，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经历了19次政变。比如土耳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经历了4次政变。这种恶性循环说明，很多人到了新的制度里，还在玩过去的游戏规则，因为他只会这个。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国家“恶性循环”的过程中，总体而言，它的“烈度”可能会逐渐降低。泰国这次冲突，至少到目前为止，军方还没有介入，从历史而言，这也是一个进步。土耳其的历史变化轨迹类似。我的意思是，从不成熟的民主走向成熟的民主，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大可能一夜之间发生。

●《中国青年报》：这么说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国家好像还处于一种“低度民主”阶段？怎么才能走出低度民主的“怪圈”？

刘瑜：恐怕只有民主从一种制度变成一种文化，它才能真正稳固。而从制度到文化的渗透，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民主文化深入人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充分理解和接受“规则意识”和“妥协精神”。“规则意识”意味着，你充分利用规则提供给你的制度渠道去影响政治，即使这么做你暂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你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回选举了一个你不满意的人，如果遵守民主规则的话，那你再忍四年呗，或者发动弹劾、发动不信任案。或者你支持的这个人没有被选上，那你可以通过选举之外别的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可是，在一个不成熟的民主社会，也就是你所说的“低度民主”国家，往往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按规则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我就把规则本身推翻。

在乌克兰，2010年的时候总统选举投票率不是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没有去投票，并且最后选上来的可以说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当制度给予你渠道去表达政治意愿的时候，你不去，或者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影响结果；当这种政治冷漠和不负责任的恶果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又埋怨政客的恶劣。这不是一个成熟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一个成熟的公民在走上街头之前，应该已经做过很多事情了。比如，对政治有所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投票；曾经试图通过NGO、游说集团、政党、媒体等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果一个公民只有两极状态，要么是政治冷漠，要么是愤怒地走上街头、把石头扔向警察，那这个国家的民主文化肯定是不成熟的。

妥协意识也很重要。民众当然可以通过“街头政治”去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无论政治家还是民众，表达的意愿应该是“有限意愿”，而不是“无限意愿”，不应该是“我一分钱不降，你接受不接受吧”。乌克兰局势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取消了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民众当然可以呼吁恢复这个协定，呼吁更多的改革；但如果对一项政策不满，立刻就命令一个民选总统“你必须下台，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这就属于“无限意愿”了。如果任何民众群体都可以因为对政府的某项政策不满而要求民选官员下台，并称之为“民主的胜利”，那民主就真的成马戏团了。

对于民主的学习，当然是不同阶层共同的任务。民众需要摸索，政治家们更是。对政治家来说，和平的“街头政治”往往是一种健康的压力机制，使其意识到：“民众是不好惹的”，“桌子底下的猫腻”很难带来长治久安，动辄发布“戒严令”压制民众甚至对民众开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绝对权力的贪恋往往会使民众和自己都付出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