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瓶颈与突破口 （3）

哪些思想领域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思想的呼唤与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老命题或根本命题与当代中国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产生巨大作用，甚至是世界影响作用，这与中国目前飞速上升的国际地位有关。另一个是中国梦已是进行时，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至少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可率先行动起来，去关注最现实的理论难题和更宽阔的思想空间。那么，有哪些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命题和思想空间值得挖掘？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现实，更为基础。

第一，以政治观的突破完成精神大厦的重建。我们的政治观仍处在革命阶段，因而许多思想观念相互打架，比如强调世界是“命运共同体”，要求跳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同时看世界时又往往过重地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未能跳出仇恨教育，等等。尤其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搞意识形态斗争原本是我们的优势，而今正在逆转为劣势，究其原因在于没有跟上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人类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的主旋律是以革命来界定，这就决定了封建时期产生的精神元素不便纳入，这还不是最要害的问题，因为世界各国的当代精神多不是从古代汲取，而是地理大发现产生了新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工业革命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太晚，故而我们的主流精神只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而百年中又有国共战争，再加上“文革”的敏感，甚至我们进行的边境作战也不能提，如此下来，看似宏大的精神大厦，其实干巴。西方国家就不同了，他们没有革命的鉴定标准，比如美国不因为南北战争而分割历史，结果美国建国史虽然不到300年，但其精神史可以上溯至102名清教徒签下“五月花号公约”。处于冷战时期，我们的革命不需要内涵的丰满，只需要坚强和斗争性，然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后，我们的软肋就暴露出来，即使别人不向我们进攻，自己也已经乱了阵脚。所以，精神力量的重新焕发需要信仰大厦的重建，而重建需要政治观的突破，非此不可能达成激发精神力量的目的。伴随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政治观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时刻，唯此方可保证信仰大厦的重铸。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再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弄清这是一个政治目标还是精神目标，或是社会目标。更具体一点讲，在中国坚持“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等理念下，我们需要寻找共产主义信仰的新路径。

第二，以世界观的突破支撑中国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世界有三个探究领域，一个是宗教世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是否还继续把整个民族带向无神论，由此失去敬畏，同时让没有或不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灵魂永无归宿？如果太多人的灵魂无所寄托，结果就是滑入现实功利与及时行乐。另一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冷战时期的二元对峙，坚持二元价值与二元对抗，我们只能运用革命的原理对待和评价世界，形成非敌即友，非此即彼。这种世界观下的理论和观点，突出表现为不接受“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如此，世界就不会走向和谐。再一个是国家形态和国家关系。比如，早期讲的“三个世界”理论，后来提出“南南关系”“南北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该秉承什么理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大国道路怎么走及走向哪里？总之，世界观不改变，中国与世界就永远处于碰撞和摩擦，而不会真正找到共同点，因而也就不会进入主流成为主导力量。

第三，以人生观的突破提升民族人文品质。中国人的人生观内含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基因，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革命基因。不管怎样评价这两大基因，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围绕自身和本阶段展开的利益追求。所以，我们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很难超脱利益，更难进入无我的精神境界。尽管这样，由于共产党在为人民群众追求利益过程中，确实让自己集团内的成员放弃了个人利益，因而成就了伟大。问题在于当下政治生态变化后，我们的精神大厦中的软肋暴露出来，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失去了环境条件的支持，结果造成物化严重，这既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树立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较早以前习近平提出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表面来看这只是一个号召，仔细思考这涉及到人生的根本命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区分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实际上两大人生观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人生观更多建筑于革命和斗争之上，一旦这种人生观失去了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支持必失去应有的力量，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方面穷于应付的原因。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观尚未实现自我超越，这就很难用更开放的视野，获得更多人类文明的精神因子。某种意义上，建筑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人生观，的确不是我们想借鉴和接受就能够实现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建筑和突破，才能够找到现有政治基础之上的能够支撑这个民族在新的政治生态和世界关系基础上的足以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人生观，这恐怕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否则，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大，中国的力量越强，与世界的不和谐就越甚，这甚至已经成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第四，以价值观的突破改善中国社会生态。这里的价值观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走向世界的民族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另一个是民众的价值观。前者来讲，我们现在正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但却不能否认普世价值，因为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和追求，必出现虚无主义，出现绝对价值的丧失，那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再否定人类最终目标的共同性和相通性，只能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将愈来愈严重。类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命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走向世界过程中，讲的是和平和不干涉内政，实际上背后有两个价值元素，一个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利益。处在冷战时期，讲意识形态有市场，在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渐成主流的情况下，很难赢得响应者。至于利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脱离开，但大国是需要道义责任的，如果过多的谈利益，由于过重地以本国的利益为核心，同时不善于平衡与人的利益，那么就异化为民族主义，与世界的走向也不一致。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究竟想以什么与世界沟通，找到共同点、共鸣点。至于社会和大众层面的价值观，我们同样有一个平衡物质和精神追求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灌输了太多的利益观，结果形成了利益趋动成为了一切，这显然是应当予以改善的部分。

第五，以政治伦理突破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党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好转？目前的制度建设很重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设计也只是管理人的外在行为，而不会解决价值观层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官员除了制度的约束，很重要的是职业意识和政治伦理规则。在我们国家，我们党，从革命之初就走了与西方议会政治相异的道路，我们是通过政治信仰和政治纪律来规范行为，这种规范和约束是需要政治环境的支撑，也就是说，很长时间我们党靠这种力量保证党的强大，然而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削弱了政治信仰的基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构建政治伦理体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国家和社会正在以更大的包容为我们提供思想的空间和土壤，我们还需要助产士。人民论坛首次评选十大思想人物，这就是一个信号，一面旗帜，一声号角。这种担当和勇气、见识和深刻已经充当起思想助产士的角色，相信这种努力会获得回报。我们共同期待并作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