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3）

二、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在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缘环境的差异，政治体制的不同，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等方面国情的不同，各国政党政治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各具色彩。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对中国的启示，是件极有价值的事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政党政治作为流行世界的政治形态的现时代，确实有需要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地方。中国需要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更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现时智慧。立足中国国情，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政党政治形态。

1.完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执政党进入政治体制内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而不是置身于政治体制外部实施领导。二是指党的执政活动的法治化。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包括意志表达、政治录用和资源配置等皆纳入法制轨道，使党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16)。虽然中国没有《政党法》，但制度化建党，以法律和制度规范政党行为，是中国一直不懈努力的方向。按照西方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则，除了直接以《政党法》规范党的行为之外，以其它法律规范政党行为也是很多国家建立制度化政党政治的方法。在中国，以《, , , , ,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对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继续建立和完善法律和制度，建立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不仅有利于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走向深水区的现时代，明确而详细的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政党政治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独特性，中国政党政治的法制化、中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既具有国外政党政治法制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征。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就是党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选派人员执掌国家政权，依据法定程序将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党组织要保证国家政权机关按照法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运转并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执政的逻辑起点是实现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的分开，实现党的政策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分开，避免出现党组织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党组织在国家政权机关的外部对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以及将党的政策文件等同于甚至高于国家法律等违反法治原则的现象(17)。

2.建立开放性政党，扩大执政基础

戴维·伊斯顿指出：“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的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18)王邦佐认为，政治合法性资源存在于：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政绩。意识形态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理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有助于政治权威的形成；制度和规范是意识形态中价值理念的体现，它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社会资源的分配，用经验事实来说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政绩是合法性的又一来源，它通过实际的政治产品向人们证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19)。制度化建党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即“政绩”是稳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两个环节，除此之外，新形势下另一关涉到党的执政基础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问题。执政基础的稳固与扩大，意识形态的开放性意味着两方面的努力：第一，开放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标准。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20)江泽民曾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21)第二，思想上的开放性。建设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众多的信徒，有众多的人相信它的正确性，并且与众多人的个体利益(包括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意识形态缺乏众多的信徒，或者与许多个人的利益相差很远，即使短期内能够成功，但从长期来看，也是要被淘汰的，是不可能持久的”(22)。因此，需要客观地面对现实，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同时，兼收并蓄，允许并引导多元社会思潮，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以丰富的人类智慧环绕周围，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思想体系或许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