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对各国国内政治形态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抛开对抗性战略思维,走向新的全球合作治理模式,既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在机遇与挑战的双重作用下,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新变革,其中包括政党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开启了世界政治生活的新局面,带来统一,也带来分歧。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多元化又给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差异。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甚至在相同阵营中的不同国家之间,政党政治的变化都具有各自的色彩。在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共性与个性共存。本文将在分析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

1.法律与制度依然是政党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

“政党”一词起初意味着派系与分裂。政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其积极的功用与面临的非难就同时存在。人类政治生活中面临着很多政治问题,离开政党似乎就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众所周知,以政党为主体组织参与的自由竞争性选举是宪政与民主的有力保障,更何况派系或政党分立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源于人的本性,源于基本的自然法则。同时,政党的存在又使国家政治生活面临着诸多问题。潜在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与丑闻,都似乎与政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国父们即发现了这一问题,试着寻找解决方案,在设计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实践的同时,就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完善法律、制度,使政党在法律和制度规范的框架下活动,使政党政治法制化、制度化,是充分发挥政党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作用,避免政党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形成伊始,完善法律,建立制度化的政党政治形态也就同步展开,政党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内活动。总体而言,法制化的政党政治实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成功的。经历了短暂的分裂与丑闻之后,政党逐渐适应了游戏规则,不仅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了下来,而且政党参与下的政治生活也日益发展。政治民主化程度得到提升,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得到优化,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冷战结束后,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法律化、制度化日益得到发展和完善,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在2001年俄罗斯议会通过后,普京签署了《政党法》,对政党的概念、组织、登记、活动原则、权利义务等作出了详细规定。这就标志着俄罗斯开始走上政党政治的法制化道路。回想苏联时代的政党政治形态,对比10年来俄罗斯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情况,不难发现,虽然威权统治使俄罗斯建立成熟的政党政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俄罗斯的政党体制、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逐渐有序化,政治秩序逐渐建立并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加规范和有效。

2.淡化意识形态与建立开放性政党

冷战结束后,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再呈现尖锐对立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是在各国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不再为政治上的立场各异而拼死争斗,转而关心与人们生活更为密切的领域,其中如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共同问题,涉及全人类利益。这些转变呈现在政党政治领域,即体现为意识形态的淡化。各国政党在政治光谱上逐渐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在选举议题和政策选择上逐渐趋同。正如施密特指出的:“美国政治的主要分野是经济上的……。”①

传统上,意识形态是区分政党、增强政党凝聚力的关键点,意识形态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弱化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因此,冷战后,为稳固和强化政党的社会基础,唤起人们的政治热情,缓解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各国政党纷纷开始探索建立开放性的政党。在谈到美国两党制及其改革时,施密特也指出:“不仅政治文化支持两党体制,两党自身也善于对纲领或选战中的吸引力作必要的改变,以赢得新党员。由于两党的基本意识形态结构十分开阔,对它们来说,修改各自纲领或从对立党派或小党那里借鉴受欢迎的政策以吸引选民的支持比较容易。两党都认为自己的开放度足以容纳社会中的任何群体。共和党努力从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获取支持,民主党也尽力向专业人士和商业群体发起进攻。”②

3.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政党的共同目标

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标示和吸引力,政党要博取民众的支持,取得执政地位,就需要寻找新的支点。冷战结束后,尤其新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凸显,经济在危机中跌宕起伏,社会保障问题困扰各国;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使各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犬牙交错。经济与社会问题是摆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面前的主要问题,成为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是各国政党面对的棘手问题,而同时也是他们的希望。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是各国政党获取选票的最好手段。因此各国政党都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将全部能量投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去。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既是全球面临的客观问题,也是各政党博弈的主观选择。“美国两党体制得以长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美国人目标的共同性。多数美国人希望有持续的物质繁荣。他们还相信,这一目标应通过个人而非集体的努力来实现。限制私人财产或使每个人收入平均化的想法从未得到大量支持。多数美国人对这类主张持消极看法。私人财产被认为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所在。能够获得它并按照本人的意愿使用被认为是美国人的基本权利。”③

4.政党、宗教与传统的融合与分离

冷战结束,不仅标志着国际政治新局面的开启,而且也是国内政治多样化时代的降临。原因在于,早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顺理成章的问题在现时代似乎表现得格外突出。例如,宗教问题和政治发展中的传统力量问题。在先发国家看来,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之一,甚至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产生与运作也孕育于宗教之中。而今情况出现了转变。在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得以稳定,甚至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政党与宗教分离。“我们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两大党有着基本共识的另一原因是,我们一直努力将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宗教在1928年成为了一个话题,当时,纽约州的阿尔弗雷德·斯密斯州长成为被提名为总统的第一个罗马天主教徒。1960年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也是如此。但是,宗教从未成为导致政党解体的分裂力量。从未有过值得一提的天主教党派、新教党派、犹太教党派或穆斯林党派。”④而反观亚、非、拉诸国的政治冲突与政党政治的无序和脆弱,无不与宗教有着一定的联系。继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时间上的民主化潮流仍在起伏,政党与宗教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即使站上了民主政治的高峰,但接下来又会随着浪潮的退却而重返非民主阵营。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迁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传统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而在后发国家中,问题不再是如此简单。在先发国家中,现代从传统中自然走来;在后发国家中,传统与现代既有融合,又有冲突,既需要合理地利用传统因素,又要作出明智的取舍。这是很多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问题。以儒家文化圈为例,可以说社会传统既是儒家文化圈各国政治发展的阻力,但同时又是甩不开的根基。威权体制之所以能在韩国成功,与儒家文化所营造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需要一个主导理论,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同样需要一个领路人和开拓者,这正是儒家文化所赋予其影响下的人民的传统习俗。合理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便成功地实现了政治转型,这似乎是以东亚为典型的民主转型国家各政党的成功经验。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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