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

5.与社会团体共筑网络化治理结构

冷战结束后，政党被质疑面临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者说政党面临的一个有力挑战就是大量的社会团体产生。这些社会团体目标明确而具体，行动灵活而有力，还有很多实力雄厚，他们在汇聚和反映民意，组织参加竞选，影响政府决策等方面独具优势，并且日益成功，对政党的权威地位发起了有力挑战。然而，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是政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足以撼动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政党力图寻找化解危机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与社会团体协作、沟通，参与社会治理。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政党和利益集团两者区分开来，政党通过获得议会中的代表权和正式占据政府职位来寻求权力，而利益集团追求的却是影响力。另外，利益集团通常代表一种单一的利益，而政党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代表多种利益的联合。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而政党却积聚利益。实践中这一划分可能不完全成立。有些政党似乎更关心抗议而非权力，有些则与一种特定的利益紧密相连。相比之下，有些利益集团在选举中可以推荐候选人，但更多的是试图引起公众的注意，而非期望赢得选举。如英国工党有时因其同特定利益集团——主要是工会或劳工利益集团——的密切关系而显出其特殊性；实际上，工党的特点是其构成上的联合性，它代表了其他附属组织，主要是工会。“事实上，工党从未努力单独迎合其工会和工人阶级基础的兴趣。”“其他英国政党已经与其他利益集团连接到了一起——保守党与拥有土地的利益集团和后来的企业集团关系密切，与中产阶级更是关联广泛。这些利益集团为该党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和活跃的党员。然而，如果该党准许自己与这些利益集团联系得过于密切，它就永远不会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那样获得权力并控制政府。如果工党想要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以赢得并保持权力；这对工党来说更显然是必要的了，因为与其联系的利益集团在选民总数中只占一个不太大的比例；要赢得权力，保守党至少需要迎合工人阶级当中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包括工会成员——他们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便在于此。”⑤

6.规范选举过程，化解政党政治的危机，维护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以自由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自由民主不仅是西方政治民主的体现，也是西方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源泉。政党产生之初就与为博取权力而形成的选举过程有着密切联系，选举过程成为政党活动的最主要领域。因此，政党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必然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如何在选举中获胜与如何规范选举行为，成为保证西方国家民主而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维护现存政党政治形态是西方国家所有政党的共同利益，政党政治的危机甚或破产是西方国家政党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框架的倒塌。在选举中获胜是西方国家任何政党在既有游戏规则下获利的唯一方法。因此，实现二者平衡是西方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核心要务，贯穿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发展的始终。冷战结束后，这一任务仍然继续。“政党近年来变得更强大了，这靠两种手段：钱和选举运动的方法。”⑥1974年美国“水门”事件之后，一系列规范选举过程的法律得以通过，如公布党的账目，限制向候选人和政治委员会的捐款数额，限制支付数额，等等。1999年，众议院通过了两党联合提出的“谢司—米汉竞选筹资法”，禁止竞选中的“软钱”，并质疑联邦选举法中对候选人个人言论支持的竞选广告。在选举运动的方法上，1980年代以后，增加在现场的小组，打电话鼓动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直接邮件，普遍的民意调查，招收和培训候选人。各个政党都更积极地招收他们的候选人，特别是在他们有可能获胜的选区⑦。提供信息，利用大众传媒，用电脑来认定有实力的投票者，等等，都成为政党选举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7.建立与维持竞争性政党政治

萨托利指出，在某些西方学者眼中，没有竞争的一党体制不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政党制度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在政党制度中即体现为两党或多党竞争体制。冷战后，发达国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更加稳健，新兴民主化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也逐渐建立起两党制或多党制。他们认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在代表民意和影响政策偏好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民主价值。如果一个有竞争力的政党赢得了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制，它就能通过和执行它的政策。有时这种控制直接来自选举过程，因为单一的政党赢得了多数选票。在许多国家，选举法的设计对最大的政党有利，有助于使其获取执政所需要的选票。“通过选举来综合政策偏好非常重要，因为各政党在赢得政府控制权后，一般都会履行其竞选许诺。”“在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掌权时往往扩大政府部门的规模和作用；保守的政党往往阻止政府计划的增长；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遵守诺言方面也十分复杂。然而我们通常会发现，那些在野时间很长、或者提出激进计划的政党最终掌权后很难贯彻他们的计划。1998年作为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执政之后，绿党不得不修正它所作出的立即关闭德国核电站的诺言；经过协商后以一个多年期的计划取而代之。”⑨

8.传统威权政党政治的转型

冷战结束以来，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政党政治形态的转型是变革政治中的主要动力和表现。阿尔蒙德将冷战结束后政党政治的转型归结为两类，一是排他性威权政党政治遭到抛弃，二是包容性政党政治的有效转型。

极少政党能以排他性执政党的最强化形式长期维持绝对的中央控制、渗透和意识形态动员。然而1985年之前的苏联，1989年之前的东欧以及如今的朝鲜劳动党都趋向于控制型威权政党一端。排他性威权政党体系通过政党的领导而坚决要求对政治资源的控制；通过动员获取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认为政党内部任何集团的利益综合都是非法的，也不允许任何社会集团、公民或其他政府机关自由活动；通过无所不包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获得合法性；“无论公民的直接偏好是什么，其意识形态都宣称了解公民的真正利益”⑩。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要使一个排他性执政党充当社会转型的行动者是极端困难的，“权力的诱惑通常会导致不受竞争性民主政治制衡的政治暴力”(11)。排他性执政党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失去了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威权发展模式的信心，八个以之为基础的非洲政权全部放弃了1990年代所采取的模式。

包容性政党体系承认社会、文化、经济集团的自主性，并试图同它们合作或协商，而不是控制和改造它们。在较为成功的非洲一党体系中，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围绕个人、派系和基于种族的集团，在权力分散的政党组织中得到了许可。这些威权体系并未向民众直接提供政治资源，政党领导人只允许政党阶级内部和与之有联系的集团的有限的自治要求。在过去的25年中，与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日益增长相伴，“选举型威权主义”的增长成为有趣的政治特征之一。其民主的外表为不严重批评或挑战现政权的政治反对派、独立媒体和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些空间(12)。

9.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冷战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处理好政党同政府、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关系外，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在实践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随着政党政治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各政党为赢得选举，甚至是维持本党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广大公民看到本党具有较强的执政能力。冷战后，世界政党生存格局也充分证明，一味追求意识形态的胜利，缺乏有效治理经济与社会的执政能力的政党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相反，那些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色，体现出较强执政能力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稳占主角。在当代历史舞台上，极左、极右政党对各国政权的占有或影响力逐渐萎缩，而无论在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在向民主转型的新兴国家，具有较强执政能力的政党都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

各国政党不断探索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方法与途径有：

首先，在组织建设上，一是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扩大同基层社会的联系。塞缪尔·埃尔德斯威尔德在谈到美国政党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时指出：“政党地方组织亟待加强，并扩大同社会基层的联系。必须提高地方党组织在讨论和决定地方问题、选择地方公职候选人、向上与政党领导沟通、向下与民众沟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美国政党政治从基层开始都能对公众具有吸引力，与他们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那么，就能改变公众对政党的消极和冷漠态度，就能使政党体制的衰落得以扭转。”(13)二是防治腐败，建立廉洁的政党政治。正如前面所言，政党遭受人们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党可能带来的腐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力图防治政党政治所可能引发的政治丑闻。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方面毫不懈怠，新兴民主国家更是积极努力。韩国建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国民议会在1993年3月20日通过《公共官员道德法》，要求政府高级官员准确公布他们的财产，其他行政人员进行财产登记。1993年8月12日，金泳三总统发布了第16号紧急总统令，宣布实行“实名金融交易制度”(14)。

其次，在党的目标与纲领上，建立以发展市场经济与培养市民社会为目标的民主性执政党。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轴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建立，其中最有力的主体即是政党。正如韩国政党的行为所证明的那样，在政党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市民社会发展成熟，民主性的执政党最终是韩国转向民主国家的主要动力。金大中指出：“只有我们建成享有人民支持的政府的时候，我们才能为我们的人民获得真正的稳定；只有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民的支持和稳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具有真正巩固的国家安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