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科技创新体制壁垒

“一些科研投机分子拎着一把耙子，在这个部门搂完钱，然后把项目改头换面，又到另一部门搂，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学术失范”。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位物理学家从日本带回一瓶胶水，最近做实验时发现胶水还像当初购买时一样非常好用，没有一点凝固迹象。他很是感叹：“如果是国产胶水，早就硬化了。”

这位物理学家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均，他为本刊记者释疑：“看似简单的产品，为什么我们造不出来，因为里面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包含着很多原创性技术。”

一件小产品折射了中国科技研发的水平：制造能力强大，但是创新不足，尤其是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高鸿均以为，下一步要着力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那些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大高精尖技术。“我们自己不突破，别人不会给你，相反会卡你的脖子。”他说。

如何突破科技体制机制中不利于创新的层层壁垒，是中国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型的关键，这也是科技界一个基本共识。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即是聚焦这一深层课题。这份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充分激发一切创新活力。

多位受访代表、委员分析说，科技体制改革要以“按科学规律办事”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以科技与经济融合互动为根本目标，以改革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角色为主攻点，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打通技术与经济融合通道

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大部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都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没有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彭国甫曾经任职于高校、如今主管地方科技管理工作，他对当下科技创新面临的症结，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的感悟。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彭国甫表示，仅从技术层面而言，科技攻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为经济社会服务，衡量技术创新成果最根本的标准就是技术转化率以及转化质量，但现在的问题是科技和经济各自分离。

不科学的科技评价机制、标准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实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唯SCI、唯数量、快出成果的考核评价体系让科研人员疲于奔命，职称、考核任务成为不少科研人员的中心工作。彭国甫分析说：“很多科研项目不是从产业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理论、概念、论文发表等因素的需要出发，偏离了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

彭国甫所在的科技厅最近在省内做过一次调研：湖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5%，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75%。“为什么企业转化率高?因为它自己掏钱，价值取向、评价标准、研究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彭国甫解释说。

近年来，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呼声强烈。一方面，企业已成为国家科技投入的主体之一;另一方面，受行政因素影响，企业又往往在创新中处于被动地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认为，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企业是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其二，企业是实施研究开发的主体;其三，企业是科研成果受益的主体。

彭国甫建议，必须改变行政主导科技资源的方式，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交给市场，让市场来出题，并且按照市场机制和套路来解题。

但是，将创新的主动权交给市场还需要相关机制来协调，才能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就现实观察，企业和科研机构尚难以找到协同创新的结合点。彭国甫比喻说：“双方不在一个舞台上，谈不来恋爱。”

全国政协委员、稀宝博为总经理连建宇对此表示赞同。他分析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的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企业一般追求短期的直接效益，后者往往瞄准中长期目标，导致现在很多产学研合作流于形式。

来自科技界的一位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时举了一个亲身调研的案例，一家科研机构将研究成果转让给某企业，但是，这家企业并未将成果转化，而是将技术成果包装后卖给了他人。“这并不符合产学研结合的要求，因为很多研究成果并不成熟，需要企业承接时有一定时间的孵化，才能产业化，这也反映了企业和科研院所理念的差异。”这位委员说。

这一矛盾尤其表现在重大高精尖技术领域，高鸿均补充说，中国企业目前的研发能力有限，多处于中等水平。“以我们企业的研发现状，很难做出高端产品，当然也就容纳不了特别先进的前沿技术。”

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协助企业设立科技创新的中长期目标和规划，同时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重大共性技术等领域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