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五大陷阱”取决于改革创新

经过35年波澜壮阔的极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获得了年均9%-10%的快速增长，至2013年，我国GDP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均GDP达到约6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突破。

但是，展望自2014年至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新35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在相当程度上将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亟需通过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加快架设改革创新之桥，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征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经济增长的原有动力已大大减弱

农业体制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应了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发展规律，极大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开始显现。

向市场化转型尚不彻底，亟须更好界定政府作用。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果是，通过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中观运行机制，使资源配置方式转到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架构。这一时期，政府在资源紧缺的环境下达到了集中力气办大事的效果，对经济发挥了较强的拉动作用，但也抑制了市场竞争，压抑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加入WTO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但对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作用有限。2001年加入WTO并参与全球资源再配置，延续和放大了我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红利。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空间的放大双重因素叠加，使得我国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大规模生产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贸易的发展。但我国服务贸易无论在数量、增速和全球排位上，都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的原因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W TO主要基于传统的贸易形态，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较低有关。

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过去我国长期依赖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如今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势在必行。

“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难以逆转。从劳动要素投入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庞大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即“人口红利”效应。近年农民工工资的逐年上涨，“民工荒”现象不断出现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另一方面，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12年首次下降，当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也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力的负增长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金融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超过其它要素，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支撑持续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原因是我国的高储蓄率和管制下的低利率。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的升高将降低储蓄率，资金的供给面临下滑压力；另一方面，获得廉价资金的制度环境发生改变，利率市场化已进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收官阶段。近期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从一个侧面提前反映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的融资环境。

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由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资源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及水污染等意味着环境资源已被透支利用，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