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集聚视角下的清代山西商业城镇

上世纪60年代之后，清代城镇研究逐步得到重视，经过50多年的积累，其研究文献已经达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但学界对清代山西城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对晋商进行研究的前提下，开始关注雁门关商道沿线商镇及清代属于山西境内的蒙古城镇。而清代江南城镇的研究成果相对颇丰，早期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市镇的概念，并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概念入手，深入探讨城市在清代中国空间结构中的地位问题，确立了方法论的范式。随后江南市镇进一步被划分为多种专业市镇进行深入研究，并迅速拓展到诸如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网络及其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等领域，进而将明清江南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 “过密化”理论及“大分流”理论。

尽管国内外研究清代山西及江南城镇的文献较多，但这些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首先，对清代山西城镇的研究较为薄弱。清代城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这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城镇经济的区域特征，显示出系统研究不足的特点。其次，区域城镇间的比较研究不足，局限于国内单体城市，或一定区域之间的比较。清代是一个社会变革剧烈的时期，城镇在功能、结构、类型、现代化模式、经济地理条件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城镇间比较研究的不足不利于深刻解剖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清代山西可以划分为晋中、晋南、晋东南及晋北等四个经济小区。每个小区区域内均呈现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城镇集聚的特点，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业城镇，且城镇内商业繁荣、人口众多。这些商业城镇依托各自的自然禀赋、区位优势及支柱产业而显现出独有的特点。例如晋中经济小区的太原为山西省治及太原府治之所在，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平遥、祁县、太谷等县城则是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因城内集中了大量金融资本而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榆次、寿阳、介休及张兰镇，因位于交通要道之上，而成为商贾辐辏之地。晋南经济小区的运城及周边永济、临晋、垣曲、茅津镇、西关村等城镇以河东盐业为支柱产业，形成以运城为核心城市的河东盐业腹地城镇群；同样位于晋南经济小区的解州，则是一座表现出城市商业与关帝庙会经济紧密契合特点的晋南商城；位于汾河岸边的绛州，依托其便利的航运条件，成为晋南经济小区的商品集散中心。晋东南经济小区的长治、荫城、凤台、阳城、大阳等城镇因其丰富的煤铁资源，而成为以冶铁及铁器制造业著称的生产型城镇，同时，以这些城镇为代表的晋东南经济小区展现了其产业结构由以生产潞绸为主的纺织业向以生产铁器为主的制造业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是明清时期山西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典范。晋北经济小区的归化城、杀虎口、大同、丰镇等城镇均随着清代对蒙贸易的繁荣而得到发展，其城市职能表现出由政治向经济转变的特点。此外，黄河沿线的西包头、河曲、碛口等城镇则由于区位优势，而成为以黄河航运业为主导产业的商品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