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

作者介绍：柯伟林教授（William C.Kirby），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大学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学会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理事，是世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关门弟子。作为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国史学家，柯伟林教授的著作在国际背景下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商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近日，柯伟林教授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就中国的改革与崛起、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海外中国学研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表现出很强的改革决心和信心

人民论坛：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战略部署。您如何看中国的改革？

柯伟林：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新一届领导人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改革自信，尤其在解决内需、惩治腐败等问题上作出很多努力和尝试。我希望，目前的中国改革除了自上而下、党内展开整风和调查之余，能够更深层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建立更公开透明的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大约一年前，有项关于“哪国是最受崇敬的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德国的现代化、科技化、民主化都非常成功，中国可借鉴德国经验。

人民论坛：您怎么看中国梦？

柯伟林：如果问美国人，什么是美国梦，我想答案应该会非常的物质化，如一个学生什么时候能拥有一辆车，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但在中国，中国梦更强调集体、国家、民族。事实上，从孙中山开始，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在谈论民族复兴。上世纪40年代，中国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在二战胜利后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过去二三十年只是中国崛起的最新章节，中国恢复往昔的显赫与权威不可避免。21世纪的中国梦植根于20世纪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中国有能力实现长期追求的现代基础设施之梦、企业家之梦和世界一流的教育梦。

人民论坛：您曾研究中国20世纪的对外关系史并指出，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国际化的世纪”，该怎样理解这句话？您怎样看1978年以后的“中国国际化”进程？

柯伟林：从越战结束到今天，东亚地区拥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从战略角度看，这是中国面临的极好机遇。今天的中国没有敌人，俄罗斯不是，日本不是，越南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没有外部威胁。过去三十多年中，这种和平与安定始终是中国繁荣的基石。任何威胁到和平的因素都会影响中国的繁荣。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这一和平环境。

有人说今天的东亚像一战以前的欧洲，我不赞同。一场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有军事部署在先。一战前的欧洲人拥有战争计划，并且那些计划一旦实施就无法逆转。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一战前的欧洲与今天东亚的情况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