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逐利与公私观再认识 （2）

重新规范公私，承认官员追逐私利的合理性

公私不分，既有可能出现大公无私的榜样官员，也可能出现官员追逐私利的现象，即权力为自己、家庭和部门所用。由于在此过程中，主要是以道德约束为主，因此官员为己还是为民，主要取决于自己的道德良心，但是许多官员为什么不能根据道德良心，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呢？

很重要的在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上，中国自古以来对利益的追求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政府和思想家高扬道义，倡导义利善恶两分。同时，在如何改造人性上，历代学者以及制度建构者所突出的理念基本是一致的，具体来说，尽管学者之间争论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最终的路径却是一致的，即“人人皆为尧舜”，主张把人们培养成有道德的人，而一旦培养成功，就是永恒的，人们不会再追求自己的私利，从政时就能完全以“公”心处理政事。这种培养或改造之后的人性永恒论使我们忽略了对官员行为的制度约束，疏于制度监督导致官员权力的异化。

西方学者认为，自我保护、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斯宾诺莎说：“每个个体应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顾一切，只有自己，这是自然的最高的律法与权利。”对利益的追逐是人性的第一条普遍规律。拉斯韦尔回答什么是“政治人”时说，政治人就是将自己的私人动机移置到公共目标上，改头换面为社会所承认的公共利益的形式，私人动机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了实现。因此在西方来说，也坚持人性永恒论的观点，但坚持认为人们的逐利本性是永恒的，不会因环境、地位的改变而放弃对利益的追逐。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正是基于人的逐利本性，承认官员追逐私利的合理性，同时为防止官员追逐私利的时候损害公共利益，制定了各种监督制度。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人性观，从而最终修正对公私观的认识。我们应该承认人们都是逐利的，不会因官员地位的升迁而改变，也不会因思想教育的深入而最终消失。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做出如下的改变：其一，承认官员追逐私利的合理性。在宣扬大公无私的榜样官员的同时，应该认识到大多数官员皆有追逐私利的本性，他们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满足自己、家庭和部门的需要，这是人性的表现。其二，认识到官员追逐私利的永恒性，在提高官员道德修养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监督，从制度上防止官员追逐私利时损害公共利益。

我们必须从制度上重新规范公与私之间的关系。可喜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官员的逐利行为。比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与之前的思想教育，会发现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思想教育的同时，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比如，提出了加强中央纪委的监督功能，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简政放权等，从中可以看出党中央从制度上对官员追逐私利的行为进行约束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