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逐利与公私观再认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关公私观念影响最深的当属《大学》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此句话我们还可以读出如下的思想：

其一，道德的培养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直到修身，都是着眼于自身的修行，只有自身修行达到一定地步，才能处理家庭的关系，以及参与政治活动。此种逻辑关系暗含着对制度约束的忽略，人们通过道德的培养成为一个好人之后，在处理家庭以及政治关系时，就可放松对他的法律和规范的约束。

其二，公私之间既是相互区分的，又是模糊的。所谓相互区分，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出本身就已经表明家庭与政治已经出现了分野，公私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家庭和国家已经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原则：家庭重视亲情，以“亲亲”为主；而政治领域强调等级关系，以“尊尊”为主。所谓模糊的，指公私的区分不是很明显，两个领域之中的价值原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调和的。家庭中父子关系中既重视亲情，也强调家长的权威。而君臣之间，既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也崇尚大臣像对待父亲那样来对待君主。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容易模糊家庭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导致公私不分现象的出现。

现代社会依然否定干部私利的合理性，更重视官员的道德教育

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公私不公的现象，其最重要体现就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当代政治制度初创时期，对干部实行供应制，凡是列入供应名单的干部，他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由政府承担，而且他们的家庭成员也享受免费的供应和教育。供应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公务活动和家庭生活联系了起来，也就容易产生公私不分的现象。后来实行单位制，依然存在公私不分的现象。单位既是一个工作之地，也是生活之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单位密不可分。结婚需要单位证明，离婚需要单位出面进行调节等。与供应制相比较，单位制公私不分的程度有所减弱，但是依然存在。直至现在，尽管单位制的某些规定已经消失，但公私不分的观念依然对官员有所影响。

与传统社会相似的，现代社会依然否定私利的合理性。毛泽东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在《纪念白求恩》一文又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为人”。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观念，为历代领导人所继承。即尽管公私不分，但实际要求党员、干部废除自己的私利，做到大公无私。

现代社会更重视官员的道德教育。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都是对官员的道德进行大力培养。在官员晋升的过程中，除了对其能力的考察外，更多的是对其道德的考察，在确定他是一个“好人”之后，却放松了对他掌握权力之后的制度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