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3） − 国际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三、发展的适度与从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与反思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应当蕴含一种意境、赋有一种伟力，对发展的方式、适度的波幅、前进的节律，能够保持自我调节和理性驾驭。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应当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质、更加幸福。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年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必须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这种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应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计划中得到体现。

相关研究显示，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仅为5％。而且，政府负担的社会福利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虽然已达到27％，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仍属于一个较低的比例。从几个主要OECD国家(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等)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到了2003年，几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别达到19.6％与16.4％。(30)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主动发展的姿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考察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更为严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限制给付条件，等等。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实行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以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运营效益。其他“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如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病”始终保持警惕，福利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倾向于采取高就业、低保护的谨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也面临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这就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都难逃痛苦的循环：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

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节律从容

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尚未脱离“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低，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约2亿左右。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40)

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41)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42)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民为政者应谨记：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如何创制更为弹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调节和节律从容成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成为合理的权利和可持续的制度。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对社会福利的各项支出当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等等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之间形成一个适宜的比率。同时，将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和社会负面影响减缩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会福利的覆辙。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注释：

①(35)(36)(3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2页，第8页，第13、17页，第12页。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第125-126页，第133-134页，第137页。

③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页；汪华。

④汪华：《论“福利国家”产生的实践传统与理论渊源》，《改革与战略》2008第12期。

⑥(28)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页，第7页。

⑨丁建定：《〈贝弗里奇报告〉评价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⑩(11)(12)《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页，第2页，第1页。

(13)(15)(16)(17)(29)(31)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第8页，第8页，第27页，第27页，第6页，第376页，第39页。

(18)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73页。

(19)(35)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页，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