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东移”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战略东移”了。其实，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能说成是“战略东移”，也不是“战略重点东移”。美国绝对没有放弃维护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而全球战略绝非一个重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存在被迫性、相对性、制华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从近期情况来看，叙利亚形势严峻，美国对中东的关注越发凸显，美国有媒体举例称，奥巴马在联合国的演讲用四分之三时间谈论叙利亚事件，难道中东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吗？
笔者觉得，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季北慈的说法比较有道理。他说：“美国一直在强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角色。‘重返亚洲’的说法其实有一些误导，因为早在这一战略被明确提出之前，美国就已经加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度。其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亚洲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新兴国家在崛起，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在亚洲的利益有密集互动，因此各国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亚洲事务中来。不仅美国，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亚洲，并寻求可以参与其中的方式，从而尽量满足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使美国不公开宣布‘重返亚洲’的政策，也会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到亚洲事务中来。”（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5日访谈）
还应该指出，对于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层涵义，也要加以琢磨。在美国观念中，它在亚太占有战略优势乃是一种与其国力相称的、天经地义的“平衡”，打破这种优势就是不平衡。美国提出“再平衡”的本意并非要与他国平起平坐，而恰恰是不容形成与美国对等的局面。
俄罗斯“新普京时代”论
普京再次担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处于“新普京时代”的说法大为流行。2012年2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以《新普京时代》为题的集体撰写的专著。2012年3月9日《环球》杂志发表题为《俄罗斯进入新普京时代》的文章。与此同时，“新普京时代的俄国可能走势”、“新普京时代的基本政策走向”等提法，不断出现。
笔者认为，自从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其国家经历着“破、乱、治、兴”的过程，体现为两个时代。一是叶利钦时代，其主要标志是破和乱，尽管也力求治理，但力不从心。二是普京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治和兴，尽管还处于从治向兴的艰难过程之中。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四年，仍是普京充当主角，构不成梅德韦杰夫时代。因此，从进入本世纪以来，俄罗斯就是处于普京时代，从中可以划分为几个时期或者阶段，但并无普京新旧时代之分。
中国战略“西进”论
有学者提出：“大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新一轮竞争日趋激烈。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随后“西进”论引起热议。
笔者认为，此论虽含新意，但有弊端，甚至会引起误解。其一，美国战略调整所谓“东进”乃是出于霸权主义目的，我们喊出对应口号似乎与之亦步亦趋，选择不同方向也要谋求霸权。其二，“西进”会使俄罗斯、印度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特别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俄罗斯不理解、不高兴，会使宗旨明确的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感到困惑，结果非但无助，反而招惹是非。其三，我国奉行全方位外交，包括面向西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大声疾呼“西进”，难免有张扬之嫌。其四，如果我国官方公开采纳“西进”论，势必有损曾大力宣扬的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甚至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
有所作为“量化”论
最近看到“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的报道，称“与会专家提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外交非常重视，在坚持韬光养晦、继续有所作为的基础上，增加了‘有所作为’的比重。”此说值得斟酌。
一年来我国外交大展宏图，双边外交全面推进，多边外交创新倡议，周边外交积极进取，大国外交赢得主动，巨大的外交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和媒体总是有人把邓小平在苏东剧变之后提出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两者割裂开来，似乎韬光养晦的时候就难以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无需韬光养晦。如今把“有所作为”按照比重大小加以量化，也值得商榷。其实，邓小平讲的是既要有韬光养晦的谋略，又要产生有所作为的成果，任何时候都应善于守拙韬光养晦，任何时候又都要开拓进取有所作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顺便说一下，有些文章中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以壮声势，诸如“大外交”、“大战略”、“大周边”之类，其实经不起推敲，还是应该在内容方面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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