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亏空：“老有所养”缺钱了？（2）

65岁退休何时到

　　为应对养老金面临的压力，延迟退休似乎成了必经之路。最近几年，有关延迟退休的消息不断冒出，在民众中间掀起了铺天盖地的讨论

结合自身利益，不同职业的人对延迟退休也有着不同的态度，或赞成，或反对。

但退休年龄将被延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今年3月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更是给出了延迟退休方案的时间表——肯定会在2020年之前出台。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将是制定渐进性退休年龄的办法，这个时间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2020年前改革的一大任务，人社部肯定会在这个期间把这个方案推出。

按照1951年我国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职工退休年龄男是60周岁，女是50周岁。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沿用至今。

“延迟退休可以多收点，少付点”，毛寿龙坦言。陈云也认为，延迟退休也是对养老金开源节流的一种方式。

之所以激起了全民大讨论，是因为这给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利益影响。

“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一般想早点退休，因为他们付出太多，工作很累。而脑力劳动者，白领、精英、干部，对他们来说延迟退休可能意味着收益增加，得大于失。”陈云分析称。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工退休年龄并不算高。近几年，德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从2012年开始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美国各州的退休年龄五花八门，全美国平均的退休年龄为65岁，2000年开始美国将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到2027年美国平均退休年龄将延长至67岁。

日本的退休年龄男女均为60岁。但因为从2013年到2025年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将被阶段性推迟到65岁，雇佣方今后就将有义务保证在受雇者满65岁以前提供返聘，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

毛寿龙认为，从生命周期讲，现在人口老得比较慢一点，延迟退休是有空间的。

“但是如果对老年人保留太多的工作，那现在年轻人也不少，老年人不退出，对年轻人就业来讲也是个压力。”毛寿龙对记者说，“所以延迟退休也是慢慢过渡的一个过程。”

在陈云看来，要推进延迟退休，需要经过社会的充分讨论，将各方的利益做一个最后的平衡。

陈云对记者表示，“最后的结果也不能因为个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立法来决定。怎么个推迟法，要有全民共识，要有博弈、表决，成为法规之后大家来遵守。”对任何政策来说，充分讨论都是全民参与的必要过程，这也涉及到民众对制度的信心。“如果没有充分反映所有民众的利益，又会招致更多反感和不信任。那本来这样做是为了增强可持续性，但做法又不对，会进一步加大不信任。”陈云说。

未来会怎样

　　为了保证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动刀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多位专家呼吁，最重要的还是完善顶层设计，调整国家财政对社保投入的比例，在结构调整上进行长期规划，从而保证制度改革的有效性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在今年4月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撰文，总结了我国当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的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就包括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与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双轨运行，基金统筹层次有待提高，退休年龄偏低等因素导致抚养比不断升高，加重了单位费率负担，保障方式单一、难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等。

胡晓义进一步表示，我国要加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深化养老保险重点领域的改革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包括了逐步解决“双轨”运行矛盾，清晰界定各级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和支付责任，均衡地区负担，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等。

破除“双轨制”，也是社会各界呼声最高的。其实，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养老制度安排用“多轨制”来描述才更合适。不同身份的相关群体在义务和待遇上各不相同，由此引起的比较和不满也就愈演愈烈。

事实上，这一改革在2008年就开始试水。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

但在执行上，各省市的改革推动极为缓慢，尚无实质性突破。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郑秉文认为，“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

这也是为什么郑秉文呼吁“一揽子改革”，他说，“最好花上几年的时间，然后从某个早上开始实施运行，不要今天弄了这个，明天再弄那个，不要没完没了地推试点。”

而面对亏空和缺口，陈云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措施“不过就是开源节流，归根到底就是钱用在哪里”。

陈云表示，“这种危机的状态要做出调整，要有结构性的做法。”

陈云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数据，在日本，其社保占财政支出的预算比例在1995年是31.3%，2009年达到48%，“而我们的这项支出仅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

“我们从财政对社保的预算投入上来讲，对这块还不够重视。”陈云总结道，“财政预算的比重要提高。而提高的钱从哪里来，比重怎么提高，就要调整预算结构。不应该只着眼于目前的一个维持，也要关注未来的发展。通过制度的创新，近期和远期相结合来解决财政面临的难题。”

“政府自身要有所作为”，这不仅是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缓和民众不满情绪的关键点。“政府和国民应该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对政府来说，要把现在的情况公开透明化，晒一晒自己的账目，让全社会都知道现在哪些环节有问题。”陈云表示，现在民众感觉政府把改革的负担都转嫁到了自己身上，但行政消费还是很大，占总预算的差不多30%，“加上三公消费，这里面有很多又是不合理的，又久久降不下来”，所以，动自己的奶酪，减少三公消费，不仅是“节流”的一个方面，也是提高民众信心的法门。

毛寿龙认为，对国家来讲，现卖国有资产，把国有股份卖掉，把土地卖掉慢慢收集资金来解决问题，也是解决资金缺口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