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 （2）

再认识

所谓再认识，就是今古关系的再认识。今古关系，首先是指当代中国社会学与历代学术传统特别是社会思想的关系；其次是指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与社会学先辈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西方社会学往往是评判过高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对我们先辈的贡献则往往是认识不足。因此，不仅要对西方社会学进行再评判，而且要对我们的学术传统进行再认识。这两者构成理论自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近来，有学者撰文对费孝通的一个原创性贡献做了“再认识”，这就是费孝通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经济学上，刘易斯1954年出版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而在社会学上，费孝通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感知，并提升到理论层面给予系统的阐述。他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通过这些著作，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性认识不断深入，从中提炼出了一套范式和框架，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乡下人与城里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他上述作品的发表都早于刘易斯的著作。对于费孝通这一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后辈学者有责任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

严复根据荀子关于“群”的思想把社会学称为“群学”，并根据历代社会思想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想，把“群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何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也是汲取了传统的学术资源。这方面我们对严复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不够。先秦的社会思想特别是战国时期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宝库，需要我们好好开发。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谈到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我们应在学术上重视这两段历史对我们学科的深远影响。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再开发、再认识，有历史厚重底蕴的中国社会学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理论自觉也落不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