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不是扁平化、同质化 （2）

一体化不是同质化、扁平化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经常说，北京、天津将河北的人才、投资等各种资源“吸走了”，造成了巨大的发展差距，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吴唯佳：北京是国家首都，天津要打造成北方经济中心，显然是国家重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通中心和枢纽，所谓“虹吸”必然存在。我们要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并不是说让京津冀同质化、扁平化，梯度发展是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统筹考虑的。

按户籍人口计算，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北京是30%，天津是20%，河北是10%，这是许多历史原因形成的。北京30%的比例也高于上海，在国内最高，也不好说上海人跑到北京是受“虹吸”作用。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地的角色定位是怎样的？

吴唯佳：三地角色定位都很清楚。北京是首都，功能包括四个服务：服务中央、服务国家对外交往、服务北京科技文化教育、为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提供好的服务。

天津的定位是北方经济中心，这里有大港口，是工业制造基地、新兴产业发展的聚集地，承担着带动中国北方地区发展的重任。

河北省的定位是要为中央服务，为首都提供水源、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当然，河北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作为农业大省，如何向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转变，有很大难度。

《瞭望东方周刊》：在京津、京冀之间中间地带的一些中小城市或城镇，像廊坊、燕郊等，似乎很繁荣，又似乎很尴尬？

吴唯佳：同一经济区域内的不同城市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北京、天津之间是一个城市走廊，这个地区有天然的交通、基础设施管线优势。面临的挑战是，在目前情况下，城市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发展的理念，对京津城市走廊地带的城镇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还不足。

我们一直有种感觉，在河北方面，不是特别重视廊坊，而是更多地关心石家庄、唐山、保定等城市。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理念的时候，作为中间地带不受关注，但是现在看到中心城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压力，中心城区蔓延不符合发展转型的要求，就需要区域的统筹安排；所以未来这些“中间地带”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在发展中间区域时，更加需要有序协调的管理，不要把大城市病经过区域协调再扩散到中间区域和新城镇。

市场决定离京企业往哪走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吴唯佳：区域的整体利益如何有效保护，尤其是首都职能如何正常发挥，区域发展如何健康和谐，这是根本问题。

如何从原来重发展、重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谐发展转变，还存在难度，这有认识问题，也有行政分割、部门分割、城市之间分割的因素。如何扭转这些问题是个难点，这需要一个好的顶层设计。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北京把一些产业迁往河北，你如何看？

吴唯佳：从区域经济来看，无论京津冀，还是长三角、珠三角，大城市肯定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提供主要的市场、信息、资金、人员。

京津冀之间的关系也要更多地服从市场的决定，按照市场规律，由企业、生产组织者来选择合适的位置组织生产。我们关注的是，河北省能否更好地适应市场规律，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商业营销管理、法制法规等外部环境，使这些产业、工厂能够很好的组织生产，这是要点。

企业迁移需要不少成本，不只是固定投资、设备的迁移，企业员工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所以企业是否搬迁要按照市场规律来组织。

对于北京来说，不适合首都功能的一些企业、产业，带来的人口压力、环境压力很大，会对这些企业进行限制，搬迁也是没办法的选择。

但是搬迁到何处是另一件事。企业搬迁肯定会考虑人力资源、市场条件、资源环境条件，也包括外部的组织环境能够提供充分的保障，等等。

所以，对于京津冀来说，如果区域协调对河北给予支持的话，更多的应该放在怎么改善河北的人力资源质量，促进提高企业管理经验，以及城市经营、管理运作的机制制度，包括软环境的改善，等等。

国家建设决策不应被用来炒作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河北固安、香河、燕郊等地建设了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北京购房者，也有人把周边房地产的发展看做一体化的成果之一，你怎么看？

吴唯佳：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要把各自的优势合在一起，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在区域里各有相应的职能、定位。对于北京外围的房地产，要观察在多大程度上为首都功能作出了贡献，对北京的人口、产业疏解有什么帮助。现在来看，这些房地产建设是否健康，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些房地产地价比较便宜，给老百姓提供了更多选择。而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如果河北、北京合作，促进住房建设与企业、工厂的统筹安排，也能减少员工的通勤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就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四环之内，新建的住宅主要分布在五六环之间，一些公司白领住在燕郊、通州等地，这增大了通勤量，延长了通勤时间。

不能简单地说河北在北京外围的房地产建设为京津冀一体化作出了贡献，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只能说，河北房地产的开发看中了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而当前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也不健康。

保定这件事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一个地区，尤其是首都，它的政治功能一定程度上和经济功能比较密切。首都有较多的政治影响力，经济会依附于这些政治影响力来发展，尤其现代国家，特别要避免一些规划、政治决策被市场经济因素所左右。如果希望通过一些政治性的宣传口号来拉动经济，这种做法恰恰会给城市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以保定为例，在媒体宣传下，房价急速上涨，这给当地解决发展问题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国家建设的决策不应该被用来炒作。它对市场来说既不公平，也不健康，造成更大的社会困扰。

如何来处理规划和市场的相互调节？不要让市场牵着规划走，需要有全局意识，事后弥补会带来很大的不必要投资。同时也要限制市场利用规划信息炒作的行为，在规划正式公布前被市场利用，会给以后的公共投资带来巨大负担。这都是将来城市规划法制管理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保定“是政治副中心”这一莫名其妙的说法，我们也不知道出自何处。

其实，一个国家的政治副中心的出现与政体改革密切联系。我国宪法中只有一个首都，设置政治副中心远远超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范畴，属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内容。

从我国的历史上来看，某个时期出现的两京、陪都，都是国家重大事件产生的结果，都有种种重大的政治原因，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