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艺术

国家治理绝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对社会的统治或管治，而是指一个国家有效形成秩序的过程。众所周知，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是人类衷心期待的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科技进步、文化繁荣、艺术灿烂、道德昌明等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也是人类幸福感受的重要来源，因此，任何人都向往一种有秩序的生活。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秩序是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于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秩序使人类生活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从而便利于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活动的开展;而如果没有这种确定性，则一切社会交往活动都无法开展。正如霍布斯所言，在没有秩序的状态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因此，人类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绝不可以有自由而没有秩序。

人类社会形成秩序的基本路径有两种：一是在正当行为规则约束下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而形成的秩序;二是在社会公共权威治理下形成的秩序。前者可称之为自发秩序，比如市场秩序、货币秩序和语言符号秩序，它们的产生并非出自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或价值追求，而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们交往行动的非意图结果;这种自发秩序一旦形成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实现各自的目的极有助益，这一事实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自发秩序的稳定性。后者则是一种组织化的建构秩序，它是社会公共权威基于某种特殊考虑或追求通过其主观努力和有力的行动而建构起来的要素系统。其中每个要素都处于指定的位置，并按照出自位置的要求而开展职能行动。秩序中的所有要素都要趋向秩序建构者所欲求的目的，要为此目的的达成贡献各自的努力。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秩序的生成模式绝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融合。人类社会没有完全自发、无需组织化努力的秩序，即便是语言秩序和市场秩序也需要政府这种公共权威力量的维护;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以组织化的秩序替代自发秩序，否则就会导致社会的僵化。国家治理的艺术就在于把握好这两种秩序生成模式的平衡，使之相互支撑相互耦合，从而有效形成社会的整体秩序，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生态和谐、民生幸福的目标。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自发秩序的优位性。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秩序化的因素和力量，它们在一个没有人刻意指挥的环境里，按照某种不为人们所知的规律或规则运行着，形成一种和谐的，也很有审美价值的秩序。无论是宏观的宇宙世界，还是中观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抑或微观的分子世界，都有在此类自发秩序下形成的现象。恩格斯就曾给我们描述过氏族部落里那种没有政府但和谐有序的社会景象。可见，秩序并非一定在一个权威的管控下才能存在，没有指挥者的秩序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实上也是客观存在的。然而，遗憾的是自近代以来，自发秩序及其生成机制被人们尤其是理性建构主义者所忽视甚至否定了，人们认定人类社会只有一种秩序，即理性建构的组织秩序，这种秩序也只有在权威力量的管控下才能生成和发展。计划经济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总体型社会，就是一种理性建构的组织秩序，它带给社会的不是有序而是僵化。鉴于历史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市场这种自发秩序在资源配置上比任何人为建构的秩序更有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自发秩序优位性的最好体现。

其次，任何自发秩序虽有其内部的自我强化机制，但鉴于秩序的自发性和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自发秩序又常常遭受身居其中的人们的故意破坏。人们虽然知道遵守规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往往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为了某种超过规则平均收益的超额利益而不惜破坏规则，一旦规则遭受破坏，自发秩序也就会轰然崩塌、分裂瓦解。因此，有效的国家治理还必须有一种强制力，能够强迫人们遵守正义的规则，只有如此，社会在正义规则的约束下才能形成人们皆可以从中受益的秩序。为此，就必须建构一种组织化的秩序，并以组织化的秩序促进自发秩序的生成、发育和扩展。

第三，整个国家要经过试错性实践，探索出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的边界，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是人类社会秩序谱系中的两个范式类型，或者说是社会秩序的两种极端形态。现实生活中的国家所呈现给人们的秩序往往是这两种秩序类型的不同结构组合，其间两种秩序组合的具体结构形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变量因素。因此，即便同属于一种文明系统的不同国家，其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具体组合也不尽相同。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耦合的结构，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处于有活力、有秩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