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纠偏（2）

三、中国经济过去十年走过的道路

如果上述两个关系不出现逆转的话，中国就可能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从数量扩张转向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背后是提高教育和技能，同时，在中国这样非常大的国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来源，那就是资源配置效果的提高，尤其是不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遗憾的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恰恰跟刚刚讲的出路背道而驰，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有非常天然的倾向，要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就业岗位。但是，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方向却跟劳动力的流向相反，即“资源向低处走”。低处指什么呢？指中国的内地（即中部和西部省份）和中小城镇。在土地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在往内地倾斜，资金方面，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也在往内地倾斜。这两个资源往内地走的时候，给劳动力造成的感觉是什么？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于是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倾向下降。而沿海地区出现的情况是，在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房价快速上涨带动工资的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后，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最近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一篇文章概括，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的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什么是总量过剩和局部短期？就是劳动力过剩的地区的劳动力没有流向劳动力短缺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出问题了。

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出现了阻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因素。中国把大量的资源向内地转移，因为中国是大国，政府我们要考虑平衡。但是，今天借机会我要讲这样一句话，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决策层在理念上严重混淆了两个平衡的概念，一个是规模的平衡，一个是人均的平衡。人均平衡是指人均收入或者人均的生活质量的差距趋同。规模的平衡是把全国每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做得一样，让人口尽量均匀分布，让经济活动和投资尽量均匀分布。人均的收入水平趋同，其实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大家看看美国，美国高度把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海岸和以洛杉矶为中心的西海岸。人口高度集中，它的中部地区人口密度非常低，但是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非常小，如果扣除地区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人均的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小。

根据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差距缩小恰恰是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向少数地区集聚的结果。而在混淆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这两个概念的情况下，我们误以为，当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时候，可以把经济资源给那些欠发达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我们理念逃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我们总觉得，政府可以抵消市场的作用。于是，在过去十年，中国大规模地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资源，结果怎样呢？我们来看数据——

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制度，如果要把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不可以随便动的，必须有一个上级政府给予的指标。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在土地供应当中占的份额在2003年之后一直在上升。从财政转移来讲，我们大量的财政转移向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倾斜。当内地获得更多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时，政府还给内地更多机会发行城投债。我们没有完整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详细数据，但是城投债数据可以公开查到的，于是，我们统计了中国内地省份在城投债中占的份额。城投债大规模产生是2006年以后的事情，在2006年到2012年间，内地省份在债务里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上升。2012年，内地省份在城投债发行个数和金额中的份额超过50%，而内地省份在在全中国GDP份额仅略略超过40%。生产规模更小的内地，却在承担比重更大的债务。这意味着什么？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地理因素。如果你相信这个道理，当政府把大量的经济资源往内地转移的时候，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效率，特别资源配置效率将会恶化。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即经济增长中不能由生产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增长速度在2003年之前基本上是往上走的，到2003年以后TFP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

再来看配置效率，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两家企业中一家效率高，另一家效率低，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一定是效率差的企业往效率好的企业配置资源，企业间的TFP差异将缩小。事实怎样呢？2003年之后，中国企业间的TFP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说明，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出现了恶化。我再次强调，微观数据算出来的配置效率恶化的拐点跟制度上行政配置资源的拐点都出现在2003年，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只能说配置效率的恶化是政策干预的结果。

我们再做一个工作，将企业分成东、中、西部企业，重新计算每一个地区内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TFP差别。结果发现，东部企业和企业效率差距最低，也就是说，东部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率次高的是中部，最差的是西部。到2003年以后，企业和企业效率差别扩大的地方主要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而东部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配置效率恶化。这个发现说明，2003年以后，不仅全国层面资源配置效率在恶化，在地区内部，主要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出现在中西部。

再看土地，最近大家一直说中国出现了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脱节。但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中国人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脱节不是全国问题，而是地区问题。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给内地，内地可以零地价招商引资，结果没招来什么企业。工业园占大量地却没有足够多的企业，没有增加就业。最后，人没有城市化，但地已经占好。根据数据分析，如果用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来代表人的城市化，用城市建城区的扩张速度代表地的城市化，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建城区土地扩张速度每年3个百分点左右。如果进一步把样本分成中、东、西部城市，分开看就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了。东部问题不大，东部城市的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度只比农业的增长速度每年快2个百分点不到。而到了中部，这个差别扩大到3个百分点。而在西部，每年的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居然比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快5.2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违反经济规律来配置资源的结果，如果不认识到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地理的经济规律，把资源配置到地理欠优势的地方，土地利用效率将非常低下，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相互脱节。

四、直面中国经济的困境

我想再请大家回顾一下我刚才讲到的政府债务增长的数据。在中国的内地，经济增长靠投资趋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恶化，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远远领先于城市人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内地省份的债务却在快速增长。有的人可能会说，债务增长不要紧，债务在造基础设施，长远有回报的。可是，大家知道内地造什么基础设施吗？在我调研的案例里面，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造一条路通到所属的地级市，造的是8车道。这样的投资下去是不会有回报的，甚至在5年以后十年以后都不会有足够高的回报的。现在有很多人说地方债务不要紧，地方债务形成的国有资产可以卖。如果是刚才讲的8车道公路，这样的资产卖给你，你买吗？

我基本上讲完了我的逻辑和数据。我再次强调，中国正在出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小于工资的增长速度的趋势，前者是因为居民的教育提高速度下来了，后者是因为不恰当的土地政策推高了地价和房价（尤其是在东部），进一步引起工资的上涨。在东部出现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内地出现大量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加上政府债务在快速上升。如果经济效率不能提高，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就将可能会出现一场由政府债务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和经济的危机。

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作为今天发言的总结。“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东部需要降成本，内地需要提高效率。不是说不要给内地资源，给内地的钱要做公共服务，尤其要提高教育和医疗的水平，提高内地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直接去开厂，或者做没有足够回报的基础设施。

如果仅仅用“动钱”的方式来缓解地区间差距，短期可以这样做，但最终中国难逃两个基本检验：一个是金融市场的检验，一个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没有效率，同时债务不断增长，金融市场买不买账？当中国国内出现效率下滑，债务上涨，而美国的量化宽松退出，利率会上升，同时，美国高科技的产业可能会再一次蓬勃发展。这时，如果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就叫金融市场的检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经受不住另外一个检验，就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一方面生产成本在上升，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接下来企业投资者就走人了。人们善良地希望企业会到内地去投资，一部分以内需为主且借助于内地资源的企业的确会转战内地，但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会迁往东南亚走。我们当前的政策可能会过早结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如果政府债务持续上涨，经济增速下滑，地方政府掌握的国有资产没有可以出售的空间，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又没有破产机制，那么，就只能靠通货膨胀来走出危机。这种状况就是“滞胀”，也是最坏的结果。要避免这个结果，短期内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发挥市场的力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