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经济开的十个药方（2）

三

本书内容是在观察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事实特征，以及参与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过程中探讨形成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可将主要内容归结为十点看法。

第一，长期不缺总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长期经济增长由潜在供给能力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由总需求变动决定，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使之接近潜在总供给。分析短期宏观形势无疑需高度重视总需求变动，然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面因素决定，总需求不再是基本约束条件。潜在供给扩张由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调整在内的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因素所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以其特有转型内涵凸显制度创新的关键意义。农村改革一举解决困扰计划经济几十年的温饱问题，特区开放利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条件搞活经济很快收效，世纪之交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奠定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基础。经济长期增长根本源泉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并助推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提升潜在供给能力，而不能只靠密集出手与频繁变更政府宏观调控。

第二，汇率升值趋势是生产率追赶内在要求，我国转型环境下人民币先贬后升具有规律性。我国对外开放最初十几年，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不明显，加上要消化计划时期汇率高估和价格管制扭曲，人民币呈现间歇性贬值趋势。近20年来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逐步发力，通过巴拉萨效应派生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全面考察生产率追赶阶段性变化、开放早期汇率高估初始条件、不同阶段经济内外环境变化特定因素，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趋势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巴拉萨效应故事。新时期我国经济实践经验表明，中国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通过深化改革搞对汇率这个开放经济最基本价格对宏观经济具有全局性意义。忽视这个规律要求，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会导致汇率动态低估，客观上不利于开放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即宏观经济稳定。

第三，要重视发挥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城市化规律首先表现为城市以其特有集聚与规模效应持续提升经济供给面效率，同时城市化所集聚的非农产业以其更高收入需求弹性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增长点。城市化转型期无疑应高度重视农业增长、农村繁荣、农民福利等“三农”问题，发挥农业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应立足于通过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而不宜预期农民长期滞留农村与农民工年老返乡来回避和延缓城市化进程。因而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突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体制这两个最后堡垒，在财产、居住和择业方面赋予农民充分公民权。要全面理解农业部门的经济属性，防范落入农业补贴保护体制陷阱并妨碍实现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第四，我国高投资现象具有合规律性，但亟须深化改革，消除影响投资的体制扭曲因素。投资放弃部分收入现期消费，然而能创造更多收入支持未来更高水平消费，因而投资与消费并非对立。不同国家合理投资率取决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条件，不存在绝对标准。如同发育长个的年轻人饭量较大，快速增长阶段经济体投资率较高合乎规律。我国现阶段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储蓄推动高投资，是经济能够较快追赶并逐步收敛的关键条件。但是同时要看到，由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我国高投资存在多方面问题。如土地、汇率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投资过度冲动，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另外大国高投资加剧排放压力提出增长与环保目标之间取舍难题。评估投资根本指标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资如受机制与价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长也不可取，如能消除扭曲并保证真实回报高于真实成本则较高投资也无妨。关键是要深化改革、搞对价格、扩大准入、减少管制，并在此基础上让市场决定均衡水平投资。

第五，开放发展破解大国就业转型难题。中国经济发展承载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岗位就业的艰巨使命。上世纪末国企改革突破使得计划体制隐性失业明显化，出现下岗失业压力急剧增加的严峻形势。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突破与宏观通缩孕育新世纪初年经济强劲增长，推动就业转型取得多方面进展。2003年－2012年我国非农就业增加1.43亿，农民工总数增加约9460万，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49.1％下降到33.6％，涵盖下岗人员的调整城镇失业率从上世纪末超过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水平。正式职工工资持续上升同时，农民工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快速增长，并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多年 “量价齐增”，意味着世纪之交严重失业压力形势已逐步发生实质性缓解和改观，就业政策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

第六，外部顺差失衡提供新鲜经验教训。如何应对各类冲击维持开放宏观经济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临的难题之一。过去十余年我国开放宏观经济经历冲击类型与早先时期比较发生重要变化。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宏观失衡较多表现为短期货币和总需求扩张过快引发通胀，实际汇率被动升值销蚀外部竞争力并引入国际收支逆差压力，最后不得不实施对外贬值和对内紧缩组合措施加以调整。新时期出现顺差失衡：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背景下，盯住汇率制伴随汇率动态低估和外部竞争力“徒长”，“双顺差”扩大通过外汇储备资产过量积累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过度扩张，并为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与偏热失衡提供货币条件。需要加快推进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对宏观经济调节作用，才能更好防范与治理经济快速追赶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失衡。

第七，大国生产率追赶阶段更需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新时期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在常规流量物价指数（如CPI或GDP平减指数等）上涨同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等）更是间歇性飙升。月度CPI同比增长率2008年一季度曾超过8％，约一半年份GDP平减指数增幅在6.7％－7.8％较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更大程度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如上证指数曾经从2006年初1300点飙升到2007年10月6250点，商品房平均价格则在近十年增长好几倍。物价上涨结构特点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有关：由于生产率追赶比较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这部分物品供给较高弹性会抑制流量产出价格上涨，但这使得某些供给弹性较小部门（如农产品）以及某些资产承受更大价格上涨压力。在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现阶段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使流量物品价格上涨受到限制，货币过度扩张更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与相应金融风险。

第八，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特点显示增长太快不划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除2009年外，2001年－2010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累计降幅23％，年均下降约2个百分点。同时经验证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关联，即货币和总需求扩张偏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也然。

具体联系机制表现为，货币与总需求扩张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增量超级大国效应”推动进口价格相对上涨与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本来受到“过犹不及”均衡规律制约，贸易条件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进一步提示经济增长太快不划算。我国在经济最为快速追赶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贸易条件不利变化，然而宏调政策应力求防范扩张过快通过贸易条件加剧恶化。

第九，金融部门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需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我国储蓄规模已相当美国两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金融系统配置国民储蓄效率，无疑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我国现阶段金融系统改革与开放，大体可分为汇率与利率市场化价格改革、银行与金融机构放松准入并加强监管改革、资本账户扩大开放、人民币逐步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等方面内容。新时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面临几方面新挑战：一是汇率升值趋势使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认识与利益上面临新困难；二是过多采用数量性调控工具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并给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机后美欧零利率政策与我国比较正常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对资本项开放构成新约束。直面现实新挑战，我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同时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顺其自然地积极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第十，需深化改革以建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机制兼容一致的科学宏调体制。新时期政府重视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并取得成效，然而总体看仍不同程度存在宏观调控对象过宽、工具过泛、部门过多、随意性过大等方面问题。宏调政策与体制不完善相互影响与支持，不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实践经验表明，针对特定宏观经济形势选择具体宏调举措属于短期技术性问题，然而宏调规则与对象范围的界定和宏调干预手段的选择，则在经济运行层面界定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真实边界关系，因而具有体制性和长期性含义。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需要在宏调对象、宏调部门、宏调工具等方面做减法，限制不同部门以宏调名义实施形形色色产业政策，过多干预经济；同时要在加快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快建构公共财政体制等方面做加法，使得总量和价格工具能够在宏调领域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