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需创新环保模式 （2）

让社会而非政府成为环保的主角

为什么治污还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呢？某种程度上，这源于政府“万能”的失灵。

比如，自2005年以来，环保部曾试图推行绿色GDP ，但是却一直难以落实。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投鼠忌器。

在中国仍风靡GDP主义，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速时，众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注意水、空气、土壤、森林、湖泊等“自然资本”的价值。1997年，当时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罗伯特·康世坦（RobertCostanza）联合十几位学者，首次系统地测算出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服务价值约为33.3万亿美金，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这个数据被普遍借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麦格林（Jacqueline McGlade）曾在2003年至2013年担任了两届欧洲环保署长，在她任内，欧洲环保署多年来推行一项名为“欧洲国家环境绩效”的排名，此排名亦对欧盟各国的自然资本进行了估值。

在国内，大约在2004年，第一个绿色财富核算在神农架进行试点，2006年通过验收的结果显示，神农架当年的绿色财富价值约236亿元，是当年GDP四倍以上。人均30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30倍。但最终，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关于国家和各个省市的自然资源估值的风潮。

仅从技术角度而言，在大数据时代，自然生态的变化情况，不难获取。欧洲环境署曾推出了个名为“地球之眼（Eye on Earth）”的技术项目，在 2012年里约峰会上被确认为全球性公共环境信息平台。

技术不是问题，难的是摆平地方的发展利益。当年曾参与测算神农架自然资本估值的学者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小峰回忆，测算结果出来之后，引起了普遍的争议，一个争议是，这个236亿是否精确，不同的地方自然资本估值是不一样的，青海和北京就不可能一样，另外一个争议是，神农架当时在湖北的GDP倒数第一，若按照自然资本价值算却排名第一，而很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反成为负面典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形成了对立，。环保局就此左右为难。若强行推动，必招致地方反对。环保部在更高级别的权力阻碍面前，就开始失灵了。

社会组织的力量与灵活性逐步显现。事实上，在国外，这种估值也多数由社会组织完成，只是鉴于中国大政府的传统，以前社会的力量被抑制。未来，可以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对于自然资本的估值，国内有一家名为德稻环保金融研究院（IGI）的机构，即雄心勃勃地汇聚了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学者，计划推出中国各个省市的自然资本的估值情况。环保部顾忌的事情，作为社会组织，他们反可以放胆去做，这就是社会组织在某些方面比政府机构更灵活的地方。

治理污染，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一个评估，否则一个地方的生态到底破坏到什么地步，发展到什么地步，都是一笔糊涂账，环保检测往往更多是运动式的对企业罚款。未来，中国应该也可建立一套对于生态系统的估值，然后根据每年的变化，对于各个地方进行奖惩。

无论是环保的资金来源，还是社会动员，都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而且需要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当下，除政府机构外，一些社会环保机构也逐步崛起，如国内的自然之友，环境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等，未来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组织的作用将逐步显现。

不喝西北风，也不吃光子孙饭

本次两会上，与“卖空气罐头”相映成趣的是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九江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殷美根的疑问是，欠发达地区不要GDP，难道要喝西北风？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隔空对话。

事实上，不同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诉求也不同。东部最近几年增速普遍下降，中西部则发力猛追。

如果你问贵州当地人，到底要山水，还是要钞票时，恐怕多数人选择是后者。对于穷人来说，繁华世界比青山绿水的吸引力大多了。为什么国家这些年对生态保护选择性漠视？这不仅源于政府的发展冲动，亦源于民间的发展冲动。

欧美国家的高污染产业基本都已转移，生活水平也步入稳定期，中国创造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环境亦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但仍然穷。要求中国达到欧美那种环保水平很难。

习近平在两会前夕不戴口罩，亲临南锣鼓巷游乐，实际上就是要表明决心，一定要转变中国的发展模式，治理污染。

最近三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速与单位能耗方面的变化，即可看到未来趋势。从2011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2%、7.8%和7.7%，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2%、3.6%和3.7%，呈快速递增趋势。

这里，可以看到国家战略的变化。国家调低了经济增速的预期，我们的增速稍微低一点，实际上在全球领域仍然还算很高了，而我们在生态保护领域，步伐需要更大。通俗地说，经济慢一小步，环保快一大步。

最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提倡“底线思维”，后发地方确实不能喝西北风，要快，但是，不能打破生态环境的极限。不能把九江、贵州这些地方，搞得跟北京一样雾霾重重。

关键是平衡。作为穷国，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在增速方面，保持一个长期的次高速，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速度。

力倡“卖空气罐头”的贵州，最近几年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倍增计划，近三年来贵州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5%、13.6%，12.7%，增速在全国省份中居前三名。大批大批的工业园区拔地而起，贵州遍地青山绿水，纵使大搞工业，生态环境仍可领先全国。既可搞工业，又可以“卖空气罐头”，贵州在中国的双面优势，将日益明显。

而位居中部的武汉，最近几年也为发展快速的地方，其速度在在计划单列市中名列第一，作为坐拥江湖山川的“江城”，武汉的生态环境，在大城市中优势比较突出，在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环境方面，武汉拥有比北京和上海等地更多的弹性空间。可持续发展性更强。在武汉的远期规划中，体现出了一种“底线思维”。武汉的最大底线是，绝不填江。而在其3000多平方公里的都市发展区内，保留了1500平方公里的生态底线区，说白了，发展区与生态区，正好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或者就是未来多数中西部城市的普遍发展模式。首要重视物质财富，顺带生态环境保底，金山有价，青山无形。金山代表现实，青山留给未来，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平衡，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方为正道。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