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关系（3）

正因为这张太极图中有这么大部分的农民工没有正常消费，所以这太极图单独立不住，还得加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三外”：外商、外资、外贸。这“三外”拉动了65%到72%的GDP。为什么我们依赖出口？就是因为农民工没正常消费。大家想想，如果农民工都在打工地居住下来，消费水平达到城市老居民的一半，中国的经济早就是世界第一了。现在，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经济体。人家远看吓一跳，中国不得了，GDP已经世界第二了，每年还增长不少，不用十来年就超过美国。但是，人家近看偷着笑，这个大个子七经八脉不通，基本上是个瘫痪，为什么能站在那呢？是因为拄着一个大拐杖（外商、外资、外贸）。现在日本、菲律宾、越南在踢我们的拐杖。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东南亚国家历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慷慨解囊，提供大量地援助。为什么今天他们和我们叫板呢？是因为我们依赖出口，今天我们和他们争欧美市场，同行是冤家。现在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现在打的不是军火了，现在竞争的是消费力，哪个国家把消费搞上去，哪个国家就硬气。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地球上生产消费时空错位了，穷国猛生产，自己不消费，给人家送礼出口；富国家玩金融化功大法，搞衍生物，抽发展中国家的血，挥霍性消费。这样的局面能维持下去吗？

一旦想明白，要改变我们这内忧外困的局面，就要善待农民工，把农民工市民化。这个过程要走“正道”。很多地方不懂现代化，弄出了五个“化”，上两个工业项目叫工业化，在城里折腾叫城市化，建两个商场叫市场化，往外一走叫国际化，楼盖得高一点现代化。这“五化”是不像话。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就像三角形三个边，现代化是内容，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市场化是交换关系的现代化，这是同时化的过程，哪有个单独的城市化、工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化的对象就一个，就是生产方式——小农经济。工业化是把劳动力拉出来，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城市化是用空间代替时间，让要素向特定空间集中，节约交易成本，深化分工，它是一个聚二（产）进三（产）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两次分散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从去年开始，第三产业好不容易超过了第二产业。所以，只要走“正道”，不为少数人服务，今天的局面只是倒春寒，切莫把春天当冬天，我们还在长个儿，所以“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道路是曲折的，现在正打弯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往前向哪走，理论不彻底，政策必然左右摇摆。新一代领导有理论、有实践，我相信他们马上就会找到感觉，真正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的问题。

解决国内矛盾，这叫苦练内功。苦练内功，改革就要与之配套，就是要改革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现在用保险代替保障，必须抓紧时间把保险变保障。现在我们实行的是俾斯麦出台的商业保险，你拿8%，老板拿20%。这个方法全世界都在用，但是都不灵。没有一个国家不在打补丁的，一边延长退休年龄，一边财政往里补贴。美国退休年龄达到了67岁，100块钱的养老金，有60元是财政出的。保险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保障才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写的书叫《社会保障主义宣言》，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主义。全世界都在讨论延长退休年龄。就是因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它有两大弊病，对发展中国家，它的第一大弊病是抑制当期消费。存款不是转为贷款，就是转为实业。我们现在GDP这么大的盘子，43%在银行里，还有20%的存款准备金率。所谓流动性过剩，就像一盆水，盆里水越聚越多，外面的土都干裂了，庄稼都旱死了，中小企业嗷嗷待哺，90%的中小企业不能贷款，使得他们把财产抵押，搞金融传销。这个过剩是攒出来的，大家不敢消费，那么怎么解决这个扣儿？要纳入当年的财政预算，用当年的钱养当年的人，不出现现值和未来值的矛盾。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国家能克服货币的现值和未来值的矛盾。什么叫现值、未来值？我举个例子，我1965年来北京的时候，黄瓜4分钱一斤，西红柿1毛钱一堆，大圆茄子一大筐才1毛钱。40年后的今天4分钱想吃什么。比如养老一年扣1万，40年扣40万，就算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实现增值保值，能有五六十万，这五六十万够养你剩余的二三十年吗？40年后你的儿子、孙子一个月都挣七八万，你的五六十万顶什么用？这就叫货币限值和未来值的矛盾。

破这个局唯一的办法，用保障代替保险。我和日本人辩论中国崩溃论。日本人就拿保障不到位来说，说中国把人口结构搞成421结构，国未富人先老。我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解决社会保障的政府，一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纳入中央的财政预算，建立全国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日本学者就讽刺我说，你就吹吧，养老金都是空账，做了20多年没做满的，怎么全覆盖一步到位？我说，我们记错帐号了，我们的钱没记在保险金帐号上，是记在国有资产的帐号了。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劳动者在面向市场的时候，并不是真一无所有，包括农民工都是全民国有资产的主人之一，这是邓小平同志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国有资产既然没量化到个人，我们人人都有份，三五百万亿，一个人三五十万，按年息3%存在银行里，一年的收入9万亿到15万亿。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的改革，就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将来没有国有企业，只有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只租不投，只贷不投，谁用我的资产交租交息，全民就拿到这些资金专款专用来进行社会保障，一步到位全覆盖，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人们越消费，政府花的社会保障钱越少，它是良性循环，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纳入财政预算，而且必须是目标补贴，按需分配，比如在某地要1千块钱才能维持基本生活，你只能挣800，政府给你补200，挣200给补800，挣1000一分不给，没挣着的给1000目标补贴。而我们现在不该拿的拿多了，该拿的拿不着。如果大家都真正按需分配，需要的就给你，不需要的不给你，我们的钱用到刀刃上，现在一步到位全覆盖没问题。如果我们的改革改到这个地步，农民工的转变，大家的消费都解决了。

今天，我所说的核心意思就是两句话：一是找到主要矛盾的焦点，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焦点在哪？是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转变。二是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为什么转不了？那不是个户口本的问题，而是社会保障的问题，改革分配体制、改革再分配体制，一步到位解决社会保障。这就是发展和改革的关系，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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